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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文学 「济宁作家原创作品文学爱好者交流园地」 孔孟之乡 礼义之邦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从左数依次为陈忠实、阎纲、雷抒雁等 简说阎纲作者：李木生 我喜欢当代陕西籍的作家，如果只能说出最喜欢的两个，便是陈忠实与阎纲。陈忠实不浮不躁、不名不利，以一部《白鹿原》，为中国当代文学筑起一道秦岭。阎纲则以风骨名世，六十多年间，在天子脚下的北京立起一个陕西冷娃的形象，犹如他家乡的九嵕山，融铸着平民味道与高贵气象。他的座右铭，就是他一生的践行：“生前有血气，身后有骨头”(《散文是同亲人谈心?答任建煜“作家人生10问》)。他的血气，有良知与眼光支撑;他的骨头，因胸襟与热爱而坚挺。尤其是年以来，他有着中国当代文坛上罕见的真诚与纯粹、勇敢与热忱。他一次次踏进文学与思想的“禁区”、“雷区”，让因为怀揣而带着自己体温的人性与解放的光芒，投射进来。他对文学的先锋先声，总是站在现实的大地上，倾心理解，并给予弥足珍贵的扶助与声援。反对文艺迷信，呼吁创作与评论的自由，让“神学”“鬼学”回归“人学”;自觉地梳理出一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的发展脉络，重提直面历史与现实的现实主义，重拾批判的武器;以过来人的洞察力与不停反思的自省精神，始终警惕与反对极左的祸端，张扬人道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尝试文学评论文本的改革，让散文、杂文的笔法进入评论，融进诗性与情趣，从而让理性与逻辑有了感性与心跳，让论与读有了心碰心的平等;对于文学中“新华体”的警惕，对于中国古今“讳言”之弊等，都有直言诤论。就是对于随时势而变的具体的敏感问题，阎纲也要做那个说破皇帝新衣的孩子。“反右”与“文革”，甚至对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抢救运动，他从不随波逐流地“听命”，而是入木三分地剖析与记述。比如对于五十年代《文艺报》那个著名编者按的来龙去脉地实录与分析，以及对于丁玲等的理解与书写，比如一再地赞赏与支持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等等。即使在屡屡蝉寒声禁之时，他也绝不屈服了自己的良知，只以历史透视的眼光，坚守真理与真相。他说，“人生最大的灾难莫过于冒犯人的尊严……把人不当人”(《三十八朵荷花?聂绀弩的诗》)。侯金镜冤死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干校，他写下回忆长文《我的摇篮，我的恩师——文艺报和侯金镜》，说侯金镜的死是“社会的耻辱”。年2月，医院看望正在鼻饲的韦君宜，临别，他哆嗦着手给她写道：“我爱《露沙的路》，我写文章盛赞这心史、信史，题目是《知识分子的悲剧》。”这篇评论收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的阎纲卷《文学警钟为何而鸣》中，文中重复了那个著名的敬礼与认错：“这回弄错了，是我错，我给弄错的同志敬礼了。”文章由此如实述说着历史的脉络，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知识分子，韦君宜让我们更清醒，清楚自身因愚昧而遮目，从而更加自爱，自信。”尤其在长时期屡遭荼毒与踏践之后又遭物欲大潮异化的时候，这种对于“自爱”与“自信”地呼唤，几成空谷足音。又过了十年，阎纲再次说到韦君宜，说她的《思痛录》“摇撼人的心灵远甚于卢梭的《忏悔录》”。而耗费心血，突破坎阻，他与谢永旺、萧德生一起主编的《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一书，更是“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将众声集在一处的史书。这本必将会被后人一再提起的大书，由44位亲历者撰稿，真实地再现了包括冰心、臧克家、张光年、严文井、张天翼、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在内的名作家的6年干校经历，“是那个时代不刊的证言”，“多角度地记述了各自痛切的感受，对当年生活的细部和心灵的深处都有新的开掘”(《编者前言》)。年编辑完毕，拖了6年，直到年才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了，又被硬性截流，停止发行。约稿、催稿、改稿、一遍遍地校稿，那样多的乱码全部一个个地改正，还要四处征集往时的照片，更不要说筹措出版费的凄惶，熬了6年的时光，刚诞生又被掐死，阎纲的心上怎能不“感到十二万分的痛苦”(《编书让我伤心》)!书中收入了他的一篇重要文章《怨也向阳念也向阳》，里面有这样的话“真正的人长着两颗心：一颗流血，一颗燃烧”……而今，九十岁的阎纲，已归根于老家醴泉永康颐养中心。虽然更瘦更老了，却“‘冷娃‘脾气不改”(《长长的话，慢慢说?爷爷在新文化面前败下阵来》)，正“以衰弱之躯传递着生的信息”，这个“生的信息”便是苍翠的爱、虽九死而不悔的爱：爱这片大地，爱这些民众，爱由这片大地与这些民众组成的国家，当然还要爱那些屡屡“不幸的小人物”。越是灾难深重，他越爱得深爱得切;越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越是爱得实爱得痴。他首先是个编辑家，一生编辑过《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评论选刊》《文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热点文学》等报刊，发现作品、作者无数，孜孜矻矻当人梯与马前卒。就是那篇追记侯金镜的长文，阎纲断断续续几乎写了21个年头，写成后5年的年2月20日，他又写下近两千字的补记，补记中提出要学习与实行侯金镜的编辑精神：“喜形于色地推荐新人，疾恶如仇地迎击粗暴”(《爱到深处是不忍》)。对孙犁文学艺术的研究与发现，“从早年的柔情似水到晚年的忧愤深广”，以及孙犁的清白与清醒、晚年的否定与变法，提出“远学鲁迅近学孙犁”，可谓烛微察远。在《孙犁走了，带走一个文学时代——与庆生弟闲话孙犁》一文中，阎纲透露的孙犁的一段话，给了我们解开其后期巨变的钥匙(以最后十本书为证)：“我24岁追随革命，万万没有想到，到了快合眼了，看到的是那么一个社会!”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只有一个孙犁》中，阎纲从孙犁身上的“鲁迅骨血”处，提出孙犁前半生发现与表现人性善，后半生发现人性恶，“愤怒了”，才最终成为“独步文坛”的孙犁现象。还有，对于贺敬之、黄秋耘、顾准等人与文的研究，阎纲都有自己独到的声音。至于推介张贤亮与他的《灵与肉》、发现蒋子龙、为电影《人到中年》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挺身“迎击粗暴”、进行强力辩护等等，都能见出阎纲非同寻常的胆识。当然，对于陕西作家们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