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展室内景

汉隶“活字典”——曲阜汉隶三大名碑

在曲阜众多的碑刻中，《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最具代表性，并称为“曲阜三大名碑”。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是汉隶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原石现存汉魏碑刻陈列馆。碑文刻元嘉三年（年）三月二十七日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应鲁国前国相乙瑛请求，为孔庙设置守庙百石卒史的奏书及司徒、司空府和鲁相选任孔龢为百石卒史的公文。该碑文的汉隶已臻完备，书法价值极高，用笔方圆兼备，结字端庄雍容，雄强厚重，颇具宗庙之美，被历代书家评为“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是汉碑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此碑对唐代隶书、明清隶书等都有重要影响。

　　《礼器碑》是另一块重要的碑刻，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记述了鲁相韩敕优免孔子舅族颜氏和妻族并官氏邑中繇发、造作孔庙礼器、修饰孔子宅庙、制作两车的功绩。《礼器碑》笔画瘦劲变化，纵横跌宕，笔力健举，结体宽博疏放，风格质朴淳厚，是东汉隶书的典型代表，书法价值极高，被历代金石家、书法家奉为隶书楷模。清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评此碑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最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

礼器碑

　《史晨碑》是东汉重要碑刻，同样是曲阜碑刻中的一件珍品。此碑立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年)，碑阴碑阳皆刻字，所以“史晨碑”又称“史晨前后碑”。前碑内容为鲁相史晨请求孔庙依社稷礼、出王家谷、春秋行礼而给尚书的奏铭及孔子赞诗；后碑记述史晨到任自以俸钱拜谒孔子，其出公家钱以供烟祀的奏请获准后承祀孔子之事。前后碑皆隶书，出自一人之手，结字方整谨严，为汉隶代表碑之一。该碑是研究孔庙沿革及祭祀规格演变的重要史料，为东汉后期汉隶走向规范、成熟的典型。

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院景

精品荟萃的汉魏碑刻

　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现有西汉刻石7块，东汉碑刻16块，魏碑4块，汉碑数量居全国之首。它们因其历时久远、保存较好、书写华美而受到历代文人雅士的 　　东汉《孔宙碑》，全称《汉泰山都尉孔宙碑》。碑主孔宙，东汉鲁人，孔子十八代孙，是大名鼎鼎的“建安七子”之一的北海太守孔融的父亲。孔宙好学，治严氏《春秋》，举孝廉，授郎中，迁元城令。是时，泰山周围动乱不宁，擢孔宙为泰山都尉，令其治理。孔宙以文治之，旬月而平，“田喜于荒圃，商旅交乎险路”。为怀念其政绩，故吏门人自筹经费，采名山要石，立碑示后，是为东汉《孔宙碑》。碑文称颂孔宙，书法精美，是汉隶中的精品。

　　《孔褒碑》，又称《汉故豫州从事孔褒碑》，东汉隶书碑刻。碑主孔褒，孔子二十世孙，泰山都尉孔宙之长子，孔融之长兄，业《春秋经》，博学多识。此碑文称颂孔褒德行，赞其临难慕义。建宁二年（公元年），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因党锢之祸，被朝廷通缉，慌乱中投奔好友孔褒。后此事泄露，被朝廷追究，孔褒、孔融和他们的母亲“临难引负，各争受命”。在面临生死抉择时，他们一家表现出无愧先祖的凛然大义！在碑文中“元节所过”“后事觉”“临难引负各争……”清晰可辨，元节，即张俭之字，可为史书之证也。由于《孔褒碑》残损过重，历来金石家、书法家对该碑少有评价。今观其字体，笔画粗重，结体开放而不肆，行笔自如而有规法，与《孔彪碑》可成鲜明对照，是我国重要的碑刻之一。

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全称《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北魏正光三年（年）正月立，无书写者姓名。碑文记颂鲁郡太守张猛龙家世生平和他兴学劝农的功绩。明代金石学家赵崡认为此碑对后世书法发展影响深远：“正书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已开初唐楷书法则的规模。

抗战中的截获的北陛石

北陛石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距今已年，虽年代久远，但却鲜为人知。主要是因为它有一段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人盗挖又被爱国人士截获的曲折传奇经历。

　　日本侵略者占领曲阜之后，知道曲阜历史悠久、文物丰富，在进行一番考察之后，关野雄等人组成的所谓“考古队”于年对曲阜城东周公庙的东侧高地进行“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这一区域便是西汉初年鲁国灵光殿的遗址，日本人在灵光殿遗址开了探沟，进行以掠夺为目的的考古发掘，结果就在灵光殿遗址中发现了北陛石。

　　日本人打算将北陛石从兖州通过火车运到北京，然后再运往日本，结果这一消息被国内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名流得知，他们联合起来，想尽办法，将北陛石给截了下来。后来，北陛石被存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改革开放之后，才又重新回到曲阜。

　　这些碑刻反映了汉魏时期的统治者对孔子的尊崇和圣裔的优渥，也反映出孔子后裔较高的成就和修养，同时更充分展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乙瑛碑的端庄、礼器碑的瘦劲、史晨碑的严谨、孔宙碑的宽博、张猛龙碑的险劲将隶书、魏书艺术之美推向极致。

　　历史悠久的碑刻珍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字沿革、书法艺术和汉魏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水平及孔庙建筑史的宝贵资料，在中国碑刻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文稿图由曲阜市文物局、曲阜市政协研究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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