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儒家重义轻利、节用爱民、轻徭薄赋的思想后来一直被用作体恤人民疾苦、呼吁减轻税收负担的工具,对历朝财政政策的制定产生过很大影响。

孔丘(前一前)字仲尼,尊称孔子,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政在节用”“使民以时”,克已复礼,以义制利,反对重税聚敛,提倡节用惠民。

孔子提出“子钓而不纲”,意思是孔子只钓鱼,不用大纲大网去捕鱼,这是一种培植财源的理财观念。他主张国家的赋税政策应建立在使百姓富足的基础上,百姓富足了,国君才可以富足,反之,增加税收造成百姓贫困,国君也就不可能富足。孔子感叹“苛政猛于虎”,强调培养税源,主张“敛从其薄”,反对竭泽而渔。当时鲁国等各国先后推行“税亩”制，是按实际占有“税田”土地的情况征收实物税,来代替“籍田以力”的劳役税税制。他认为各国所进行的赋税改革,都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都在增加人民的负担。他推崇周代以人力和收益为征税对象的做法,说:“先王制定的税制比较合理,征用民力耕种公田而考虑距离的远近;向商贾征税而考虑收益的多少;征调徭役而考虑年龄的差别。”极力主张推行古代较轻的什一制征税方法。弟子冉求帮助季氏聚敛财富,他认为君子谋道,小人谋食,愤然宣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在《论语》开篇即有“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言论。这里讲管理诸侯国家,办事要认真、守信、节约开支,同时要求调用民役要安排好一定的时间,使民于农闲之时,不应影响百姓的农业生产。

孔子主张仁义理财,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未着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等等,阐明了富贵、贫贱与财、与仁礼之间的关系。

孟子(约前一前)名轲,是战国时期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孟子十分重视经界问题。《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我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意思是说,实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田界划分得不正确,井田的大小就不均匀,作为养生的粮食收成也就不会公平合理。所以暴虐的君主以及贪官污吏,一定要打乱正确的田界。

孟子在财政税收方面也主张省刑罚、薄赋敛,“取民有制",征发徭役不违农时,主张井田思想。在孟子看来,封疆设关,拟定税率,征取往来货贿,根本就是不义的举措。他慨叹地说:“古人封疆设关,为的是讥察非常,安全防护;现代人设关,却为了要敛取暴利。”针对战国时工商业林立的关卡和重税,他提出在市场上给商人提供储藏货物的地方,却不征收货物税;如果滞销,依法征购,不让它长久积压。对于各地设立的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提倡在城市不征坐商税;宅地无生产不征“里布”;无职业之人不征“夫布”;关卡和山林川泽也不课税,自由往来经营。

宋国大夫戴盈之说:“恢复什一之税，去除关市之征,现在还办不到。我想先减轻税负,来年再罢除这些税制,你看如何?”孟子回答道:“有人每天偷邻人的鸡,别人指责他。他稍稍减损,改成每月偷一只鸡,将来再彻底改正,这样做行吗?如果知道是不对的事,就该尽快改正,哪能等到来年呢?”

荀况(约前一前)字卿,赵国郇(今山西临猗县)人，是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他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主张“平政爱民”,但也吸收一些别家之长,对儒家学说有所发展，礼法兼用、王霸并重,在儒家中自成一派。

荀况认为,富国必须讲求理财之术,善于理财的国家则富,不善于理财的国家则穷。关于如何理财的问题,荀况在其《富国篇》作了精辟的回答,说:“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

他认为生产是财富的本源,税收是财富的末流,国家应“节其流,开其源”,这样,所得的财利“实出百倍”,就可达到“上下俱富”。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必须重视培养税源,增源养本,绝不能单纯依赖增税来充实国库。他提醒君主“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如果聚敛、刑杀无度,就会遭到覆舟的报复。

荀况认为要想增加人口,有更多的人民来归附,最重要的是政治修明,整顿纲纪,与民休息,不夺农时。他认为人口再多,自然界都能养活,只要人们努力劳动,整个财货都会多到“浑浑如泉源,汩汩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的地步。他认为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尽管有其重要作用,“百工以巧尽械器”,商贾“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但只有农业才能生产社会财富,因而要想富国强兵,一统天下,就必须严格控制非农业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