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对全清年历史分作文化演变、文化自信和文化纠结三个板块进行论述。其一，就清朝兴盛衰亡的文化演变做出简要分析和简明阐述；其二，从文化史视野肯定清朝在版图、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历史功绩———阐析盛清时对万平方公里版图，尤其是对满、蒙、疆、藏、台地域，实行长期有效稳定巩固的管辖，论析清朝民族与宗教管理的经验与教训，剖析清朝文化政策的成败得失。其三，论述清朝内在的文化纠结，其主要表现是：未对八旗制度进行深入有效的改革，未对满汉权益做出根本性政策调整，未对海洋文化短板给以足够的重视。清朝之结局：于外，败在外敌海上侵入；于内，失在民族关系纠结；于心，衰在制度运转失灵———导致大清帝国的覆亡。清朝历史的殷鉴，既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全球化潮流的必然。

清朝年的历史，可以概括为“兴、盛、衰、亡”四个时期。清朝十二帝，三帝一阶段，对应清朝兴、盛、衰、亡四个时期。关于清朝历史的起始时间，学界现有三种算法：

第一种，从天命元年（年）到宣统三年（年），共年，全清史就是清朝年兴盛衰亡的历史。

二是60年说，就是从明万历十一年（年）努尔哈赤起兵，到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年），共60年（—年）。

三是80年说，就是从明万历十一年（年）努尔哈赤起兵，到清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年1月22日）南明永历帝被俘，“永历既获，疆圉底定”，共80年（—年）。

四是年说，就是从明万历十一年（年）努尔哈赤起兵，到清康熙二十二年（年）统一台湾，共年（—年）。

我主张是60年，因为从努尔哈赤起兵，创建八旗、建立政权，到清军入关、定鼎中原，共60年，取得全国政权，基本稳定下来，标志清朝兴起。

盛，“康雍乾”，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十三年、乾隆六十年，合计一百三十四年（～年）。清朝经过开国六十年的兴起、奠基，进入巩固、强盛的时期。康熙朝是处在清朝历史承前启后的关节点上。康熙帝之前，清朝实际上是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福临四代，康熙帝实际是大清帝国的第五代君主。康熙帝重大历史贡献是开启了清朝强盛的局面。

清朝强盛的主要标志是：（1）国家空前统一，（2）疆域空前广大，（3）民族空前协合，（4）文化空前融合，（5）人口空前众多，（6）经济空前发展，（7）社会空前安定，（8）万国空前来朝。

衰，“嘉道咸”，就是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嘉庆二十五年、道光三十年、咸丰十一年，合计六十六年（～年）。嘉道咸三朝清朝由盛转衰的主要标志是：嘉庆朝的民变，外有五省白莲教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内有天理教民攻入紫禁城；道光朝的鸦片战争，西方殖民侵略者第一次从海上叩开中华帝国的大门，中国第一次同外国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咸丰朝内有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外有英法联军攻入中华帝国首都北京。这些都足以表明大清帝国衰落了！

亡，“同光宣”，就是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同治十三年、光绪三十四年、宣统三年，合计五十年（～年）。且这三位幼帝继位之时，同治6岁，光绪4岁，宣统3岁，一个比一个年幼，这也是大清帝国日薄西山，后继无人的哀象。其间，虽有短暂“同治中兴”，但载淳早亡、“叔嫂”不和，而昙花一现，未扭转颓势。在此期间，外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甲午海战失败，内有戊戌变法破产、辛亥革命成功———大清帝国覆亡，中华民国建立。

清朝历史也有其文化自信的一面。

清朝经过开国六十年的历史积累，到康雍乾，臻于鼎盛。清朝历史的文化自信，主要标志是版图统合、民族协合、文化融合。

第一，版图统合。我国自秦始皇到宣统帝的帝制时期，共年。其中皇朝国祚满年的大一统皇朝，只有西汉（年）、唐（年）、明（年）、清（年）四个朝代。中国版图，在上述四朝中，哪朝年最大？有说汉，有说唐，有说明，也有说清。汉、唐虽大，但稳固控制、实际管辖的时间较短；明朝虽大，但对新疆、蒙古地区基本不能实行完全有效长期稳固的控制，如《明史》将《鞑靼传》和《瓦剌传》列为外国传。这并不表明鞑靼和瓦剌是属于外国，而是表征明朝不能完全对其控制。在这里，皇朝版图与中华版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当将皇朝版图与中华版图加以区别。清朝的疆域，既继承元明版图，又进行实际管辖。清朝的一大贡献是将满、蒙、疆、藏、台地域，完全有效地置于中央政权管辖之下。清朝盛时版图，同历代相比，列入版籍、实际控制、长期管辖、有效统治之面积为最大。康雍乾强盛时期的版图，北部自库页岛、庙街（今尼古拉耶夫斯克）、外兴安岭山脊、贝加尔湖、唐努乌梁海、铿格尔图喇等一线，东起大海，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西至到帕米尔高原，西南到喜马拉雅山，南达曾母暗沙群岛，总面积约万平方公里。因此，就纵向来说，在上述四个大一统皇朝中清朝版图是最大的；就横向来说，在当时世界上中华版图是最大的。康熙朝时，俄国并没有完全控制西伯利亚，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诞生，大英不列颠不是“日不落帝国”，法国没有发生大革命，德意志也没有实现统一，日本更没有出现明治维新，且其国土面积都不算大。

清朝强盛时的版图，仅新疆面积就约有万平方公里，而现在英国（24.4万平方公里）、法国（55.1万平方公里）、德国（35.6万平方公里）、意大利（30.1万平方公里）、奥地利（8.3万平方公里）、西班牙（50.4万平方公里）、葡萄牙（9.2万平方公里）七国面积的总和为.1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新疆面积比今英、法、德、意、奥、西、葡七国面积之总和还要大一些。清朝，森林文化的东北满洲地域等约多万平方公里，草原文化的西北地域等约多万平方公里，高原文化的西部藏区等约多万平方公里，以上森林、草原、高原文化面积就有约多万平方公里。清朝盛时国土总面积万平方公里，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四个大统一皇朝中版图最大的，而且是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

康熙时有一项文化工程，就是测量并编绘《皇舆全览图》。先在各地进行实测，按照近代方法，进行绘图，再做全省，最后整合，成为全国的地图，名《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份经过实测绘制出来的全中国疆域地图，雍正、乾隆加以调整、订补。后来亚洲地图的基础、世界地图绘制中国部分都是以《皇舆全览图》为基础，并用铜版印刷，一直传承至今。中国今天南海那些问题，有大量的文献证据、档案证据、舆图证据、考古证据，表明那些岛屿都是中国的。清朝盛时的版图，以北京为中心，往北到黑龙江入海口的庙街（今尼古拉耶夫斯克）约公里，往南到曾母暗沙群岛也约公里，中华版图南北距离是00公里。东西的距离，仅从今江苏连云港到今新疆霍尔果斯是公里，还有其迤西一段。清朝鼎盛时期出现了一个万国来朝的局面。

版图属于国家核心利益，尺土不让，寸土必争。早在清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叶赫向建州索要土地，清太祖努尔哈赤回答叶赫贝勒纳林布禄说：“土地非牛马比，岂可割裂分给？”康熙朝，清朝全权代表索额图在赴尼布楚与俄国议和代表谈判行前，康熙帝在御门听政时指示：“朕以为尼布潮（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然而，后来清朝衰落，列强枪炮威逼，道、咸、光三朝，割给俄国土地约万平方公里。民国时期失去外蒙古.65万平方公里。这些历史教训，后人应当铭记。

第二，民族协合。清朝一个巨大的文化成就是处理民族问题的宝贵经验。在帝制时代，清朝的民族问题之处理，可以说是皇朝历史上最好的。清朝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继承了从周朝以来0多年民族问题的经验，满洲既是主体民族、又是少数民族，从而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调整，集其大成。清朝盛时新疆面积包括：今新疆面积万平方公里，加上同治三年（年）被割去44万平方公里，再加上光绪七年（年）被割去11万平方公里，共万平方公里，但需减去今阿勒泰地区原属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约平方公里，所以其时新疆总面积约万平方公里。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并将其划为省，是一项重大的历史贡献。

中国历代民族问题，以纵向考察，从时间来看，非常之重要。从秦始皇到清朝，历朝兴衰分合的一个关键就是民族问题。秦朝灭亡的原因，历史教科书说是陈胜、吴广起义。这没有错。研究历史，不仅要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演变的原因，还要研究其原因之原因。秦始皇连接六国长城而为万里长城，命蒙恬带领三十万军队戍守长城，又派公子扶苏前去监蒙恬守长城之军，结果他自己在东巡途中死了。如果公子扶苏当时在场，胡亥就不能即位，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也就乌有；如果没有修长城等繁苛徭役，陈胜、吴广可能不会揭竿而起，即使发生，秦有蒙恬指挥的三十万正规军在咸阳附近，集中对付揭竿而起的农民，陈胜、吴广难以取胜。所以，秦朝灭亡的一个深层原因是匈奴问题。这也应了《图书》的谶言：“亡秦者胡也！”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还是这个问题。汉高祖刘邦之平城（今山西大同境内）被围七天七夜，汉武帝刘彻派卫青、霍去病出征西域，都是因匈奴问题。唐朝之衰落，开始是突厥，后来是安禄山（胡人）攻陷长安，唐朝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就是五代十国。至于宋朝，北宋与契丹建立的辽朝，南宋与女真建立的金朝，南北对峙，半壁山河。灭了南宋的蒙古，还是民族问题。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就是明证。明朝灭亡最根本的问题，既是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也是满洲崛起———六十年的战争消耗，把它掏空、拖垮。所以，从秦始皇算起，到清朝的二千年间，中国最重要、中央政权最头疼的政治难题之一，就是处理民族问题。

中国历代民族问题，以横向考察，从空间来看，非常之重要。以地理而言，举满、蒙、疆、藏、台五个地域为例。清朝盛时之疆域，满洲发祥地的东北地区，约多万平方公里；蒙古，今内蒙古万平方公里、今外蒙古.65万平方公里、共.65万平方公里，还有天山以北、唐努乌梁海地域的蒙古地区，贝加尔湖以南布里亚特蒙古地区，总数也约多万平方公里；新疆在清朝盛时版图约万平方公里；今西藏万平方公里，以上共约万平方公里。还有青海的海南、甘肃的甘南等地的藏区，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以上总面积近0万平方公里。在清代盛时，中原农耕文化核心地域约多万平方公里，满、蒙、疆、藏、台五地约0万平方公里，其他地域约万平方公里。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清代的民族问题，非同小可，极其重要！

由上可见，民族地域的管理，历史经验，值得重视。所以，中国历代，尤其是清代的民族经验值得研究。

新中国成立66年，从历史长河看，时间还不算长。清朝民族经验积累，从万历十一年（年）努尔哈赤起兵，到康熙二十二年（年）台湾统一，花了年的时间，才把国家真正稳定下来。从康熙二十二年（年）开始，到乾隆80岁时，大致算来又是年，清朝边疆民族宗教管理经验的积累，花了近年时间。所以，新中国还要不断地积累经验，不断地完善民族的理论、民族的政策、民族的管理、民族的协合。

清朝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是今天应当认真研究、酌情参考的。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提供的文物和史例，是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范本。总的说来，清朝处理民族关系，实行分层次、分区域、分类型、分特点的管理，采取了许多措施，诸如册封、赐爵、俸禄、赏赉、联姻、编旗、朝觐、围猎、划地、年班、建寺、兴学、赈济、优恤等等。清廷颁布《蒙古律例》《回部则例》《番部则例》等，礼法并行，恩威兼施，加强了对各民族的管理。清朝管理民族工作的政策、经验，有六点值得重视、思考和借鉴。

一是重教尊俗。重视宗教信仰，尊重民族风习。在清朝，藏族、蒙古族都是全族信奉喇嘛教的，维吾尔族、回族都是全族信奉伊斯兰教的，既有久远历史，又有深厚根基。世界是复杂的，历史是多元的，宗教信仰，应当尊重，既不要盲目干预，更不要强加于人。清朝满洲信奉萨满教。清入关之后，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怎样处理其间的关系？清廷在宗教问题上尊重民族宗教信仰，并采取了二元政策：其一，在皇宫里尊奉萨满教，如坤宁宫设萨满煮肉大锅，每天宰猪祭祀，完全是萨满教典礼；满洲贵族，在北京设堂子，按萨满教祭祀；在满洲八旗家庭，庭院东南角设立索罗杆子，进行萨满祭祀。整个满洲———从皇室到贵族再到平民，都信奉萨满教。同时，在旗人中强调“国语骑射”，保持满洲的语言、文字、骑射、服饰、宗教、习俗，保留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其二，对其他民族，尊重其原有的宗教信仰。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是直接关联的，比如汉族信奉佛教、道教，藏族、蒙古族信奉喇嘛教，维吾尔族、回族信奉伊斯兰教等等。历史表明，从努尔哈赤到乾隆帝，首要的就是重教，就是尊重其宗教信仰。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御制文集、谕旨，表明清朝皇帝既尊崇又敬奉喇嘛教。

重教，举一个例证。孝庄太皇太后要修《龙藏经》，钱从哪里来？当时国库拮据，太皇太后用私房钱、变卖陪嫁品；不够，就跟娘家兄弟、侄子等筹集，他们捐出牛羊卖了资助；还不够，康熙帝把私房钱捐出来，后妃宫眷也捐出私房钱；仍不够，有一部分王公大臣主动捐一点，钱凑够了，书修成了，名《内府泥金写本藏文龙藏经》，简称《龙藏经》，是藏传佛教三宝之一，在僧人和信众中有崇高的地位。它每函～叶，共函，五万叶，十万面，重约50公斤。全书分为十层：一是磁青笺经叶，二是内护经板，三是外护经板，四是黄、红、绿、蓝、白五层五色经帘，五是哈达，六是黄绢经衣，七是黄布经衣，八是七彩捆经带，九是五彩捆经绳，十是保护全函的黄棉袱包。每函镶嵌宝石颗，共颗，有彩绘佛像尊。这部《龙藏经》充分体现出了皇家气派，富丽辉煌，精美极致，书籍之最。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世上或没有比此书更漂亮的书了。这部《龙藏经》修成之后，对西藏、蒙古影响巨大。雍正帝学过佛经，编著《御选语录》，是费了大心思的，在台湾佛光山图书馆可以看到。乾隆帝通满文、蒙古文、藏文、汉文，不是一般的懂，而是精深的通。乾隆帝更是亲自逐字逐句逐段斟酌，审定佛经满、蒙、藏文的翻译，所以乾隆帝精通佛经文义。

年我曾到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特意看了达赖喇嘛坐像对面的牌位，汉字书写“大清皇帝万万岁”。这不是个简单口号，而是个政治性标志。这说明西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都是大清国的臣民，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完全属于清朝。清朝满洲信奉萨满教，但是也尊重别人的宗教，藏族、蒙古族的喇嘛教也好，维吾尔族、回族的伊斯兰教也好，汉族的佛教、道教也好，都受到应有的尊重。这一点，值得体察，认真反思。

尊俗，就是尊重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如伊斯兰教，雍正帝时，署安徽按察使鲁国华，上奏说伊斯兰教戴白帽、做礼拜、还把斋，请“严行禁革”。雍正帝御批：“回民之在中国，其来已久。伊既为国家编氓，即皆为国家赤子也。朕临御天下，一视同仁，岂忍令回民独处德化之外？……至回民之自为一教，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亦犹中国之大，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各异，其来久矣。历观前代，亦未通行禁约，强其画一也。”雍正帝藉以鲁国华此奏，“欲惑乱国政，著将鲁国华交部严加议处。”但在此前，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占领北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不尊重汉族习俗，强力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出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历史乱象，演出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历史悲剧，留下无穷的后患。不仅在民国，而且在当代，提及此事，民众之情，溢于言表。

二是多元管理。清朝盛时，民族管理，不一刀切，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清朝十八个省所辖府、州、县归中央政府直接治理。这是清朝最主要、最基本的行政区。但是，在边疆民族地区或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则由少数民族地区管理，既统一，又多元，因为“一个国家实行多种体制制度，有益于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治理和疆域的稳定，有益于对少数民族政策的落实，它的前提是承认、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与习惯，这是它的历史意义之所在。”有清一代，于民族地区的管辖，如满、蒙、疆、藏、台等地域的管理，列举史例，分析如下。于满洲等地区，东北地区是满洲的崛兴之地，实行军府、八旗、民政、部落等多元管理制。如盛京，既有将军、副都统、协领的军事驻防系统，又在部分地区有府、州、县、厅等民事管理系统。吉林、黑龙江则不设州、县，由将军下辖的都统、副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兼管民事。在乌苏里江、黑龙江下游以及库页岛等地区，实行部落酋长、族长、姓长、屯长制。光绪三十三年（年），分别设奉天、吉林、黑龙江省，行政区划与内地统一。

于蒙古地区，漠南蒙古（内蒙古）四十九旗，其东部如科尔沁等部，分别编入八旗蒙古，实行八旗制，管理如同八旗满洲；其西部如“六盟”地区，多实行盟旗制，由理藩院直接管辖。漠南蒙古（内蒙古）的察哈尔部，编为八旗，黄红白蓝，各分正镶，进行管理。喀尔喀蒙古（外蒙古）设立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维护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各部的安定。实行扎萨克制，盟长、旗扎萨克由皇帝任命，直属于理藩院。厄鲁特（卫拉特）蒙古（西蒙古），另行管理，详见下文。

于新疆地区，设立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下辖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协办大臣、领队大臣等，但又实行多元体制：有北疆伊犁地区八旗制（如满洲营、锡伯营、索伦营、厄鲁特营和察哈尔营）；有厄鲁特蒙古（西蒙古）地区的盟旗制和扎萨克制；有混合地区的军府制；有东疆巴里坤等地区的府厅州县制；有南疆地区的伯克制，任命维吾尔族大小首领为伯克（官名），不能世袭，政教分离，“各率其属，不相兼并”，各地伯克的任职，分别照例回避；并制定《回疆条例》。到清光绪十年（年），清廷颁布谕旨，设立新疆省，授刘锦棠为第一任新疆巡抚。从此，实现了天山南北行政体制的画一，也实现了新疆同内地省份行政体制的画一。

于西藏地区，在前藏（卫）、后藏（藏）、康（喀木）、拉里（喇里）等地区的管理，既一元，又区别。如前藏册封达赖喇嘛、后藏册封班禅额尔德尼，设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共同管理：凡涉外事、活佛转世等由驻藏大臣报朝廷决策；其内部事务实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政教首领的政教合一制，驻藏大臣不加干涉前藏和后藏的相关事务，管理有所区别。

于台湾地区，对台湾实行府县制，但对“生番”和“熟番”区别对待，如对“熟番”设土官，由朝廷任命。光绪十一年（年）九月，正式建立台湾行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于青海地区，设西宁办事大臣，区别管理：青海厄鲁特蒙古等二十九旗，与内蒙古的盟旗制相同；玉树等四十土司，与西南土司制大体相同。

于西南地区，对云、贵、川、湘西等民族地区也不一样，用土司制和流官制两种办法：有的实行土司制，有的实行流官制。

总之，清朝对边疆民族实行统一多元的管理，包括八旗制、府县制、军府制、盟旗制、扎萨克制、政教合一制、伯克制、流官制、土司制、土官制、部落制等，至少有11种管理形式。这种多元管理体制的根本因素在于，既继承历史传统，又加以文化损益———因历史、文化、民族、宗教、地域、习俗的不同，而实行的管理体制也不同。在清代，一个满洲，不同管理；一个蒙古，区别对待；一个新疆，多元管辖；一个西藏，也有区别。蒙古的漠南蒙古（内蒙古）、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厄鲁特蒙古（西蒙古）管理不一样，就是漠南蒙古（内蒙古）的东部与西部、东部的各部也不完全一样，新疆的蒙古又不一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辩证法的灵魂。对待民族地区管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不一刀切，忌单一化，这样才有利于民族的管理，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三是借力平衡。如西藏的前藏和后藏，新疆的南疆和北疆，蒙古的漠南蒙古（内蒙古）、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和厄鲁特蒙古（西蒙古）等，都是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管理。在满、蒙、疆、藏四个区域，清廷怎么去平衡利益？西藏有问题了，借助蒙古和维吾尔来平衡；维吾尔有问题了，这边是藏，那边是蒙，互相制约，控制平衡；蒙古有问题了，用藏、维、蒙（其他部）来平衡；喀尔喀蒙古的四个部中一个部有问题了，用其他三个部去平衡，总体上保持一个地域权力与利益的平衡，也保持此地域与彼地域之间的平衡。蒙古更是如此。漠南蒙古（内蒙古）和喀尔喀蒙古（外蒙古）要保持一个平衡，喀尔喀蒙古（外蒙古）是三个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扎萨克图汗部（后析置赛因诺颜部），三四个部之间，不采取一部独大的办法，如土谢图汗部过大而分其为两个部，并用另几个部去平衡。那么，新疆的厄鲁特蒙古（西蒙古）和喀尔喀（外蒙古）之间又不平衡了，就在彼此间，再进行平衡。朝廷职责是调动各个方面力量、运用相关策略，保持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部门之间权力与利益的平衡。不平衡的地方要力求平衡，朝廷在必要时，派出八旗军队，平息地方叛乱，维护国家统一。

四是分枝直属。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先有三个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扎萨克图汗部，雍正三年（年），从土谢图汗部中析分出赛因诺颜部，成为四个部，“喀尔喀有四部，自此始”。在其四部之间，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直隶中央。明朝治理东北女真族的策略是“分其枝，离其势，各自雄长，不相统属”，清朝治理蒙古也借鉴了这条经验，又加以变通。这样做有利于分别管理，有利于各部发展，有利于中央集权，有利于社会安定。

五是恩待“双首”。就是施恩善待政、教的首领。有句俗话叫“头头抓，抓头头”。当时，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都是“头头抓、抓头头”，皇帝亲自抓，让大头头再去抓小头头。蒙古、新疆、西藏历史上问题太复杂了，康熙、雍正、乾隆诸帝怎么解决？于喇嘛教四大活佛：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既恩待，又善处：其一，前藏达赖喇嘛。通过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处理好中央与达赖喇嘛的关系，通过达赖喇嘛，还有驻藏大臣、驻军等其他元素，来处理西藏的问题，保持西藏的稳定。其二，后藏班禅额尔德尼。乾隆帝对六世班禅到避暑山庄给自己70岁生日祝釐之重视，是因为通过处理和六世班禅的关系———一块念经、一起修行，三天三夜，促膝探讨，既谈佛经，又谈管理，促使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心悦诚服地归附清朝，维护一片国土，保护一方平安。其三，章嘉呼图克图。青海地区（包括海南、甘南地区）等的活佛首领就是章嘉呼图克图。乾隆皇帝和章嘉呼图克图是亦君亦臣、亦师亦友、亦僧亦俗的关系，正式朝觐时朕是君王、尔是臣工，私下里章嘉呼图克图是乾隆帝的禅师，教他佛法、佛典，又是师友，喝茶、作诗，关系非同一般。乾隆帝给章嘉呼图克图以奏事权，使其成为参议、顾问。通过章嘉呼图克图控制、管理青海、海南、甘南等藏区，及内蒙古等。善用别人智慧，化为自己智慧，这是乾隆皇帝的高明之处。其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关系到解决喀尔喀蒙古四部之间的问题。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受笼络了，就有利于解决喀尔喀蒙古问题。

清朝用了很大的精力、财力、物力、时间和智慧，来处理皇帝与四大活佛的关系，这四大活佛就是抓头头，抓住了，基本上或有助于稳定前藏、后藏、青海、喀尔喀蒙古、内蒙古的问题。抓几大活佛、几大首领就是抓头头，再依靠几大活佛、几大首领这些“头头”去抓下面。牵牛不去牵牛鼻子，而去牵牛尾巴，这不是高明的办法。总之，清帝对各地民族行政首领，也是一个首领、一个首领地做工作。清廷处理民族首领的关系，从下面康熙帝对蒙古土谢图汗“棋看四步”的事例中可见一斑。

六是棋看四步。举一个史例。当时喀尔喀蒙古（外蒙古）有三个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扎萨克图汗部，他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三个部之间闹矛盾，其中扎萨克图汗将车臣汗部之汗杀了，两部战争，一触即发。康熙帝没有采取谁正义支持谁的做法，而是把三部首领请到内蒙古多伦诺尔（今多伦）会盟。康熙帝带领理藩院尚书等官员、八旗官兵前去赴盟。康熙帝跟扎萨克图汗说，你把车臣汗部首领杀了，对吗？扎萨克图汗说我不对。康熙帝说你写个《认罪书》，我会妥善处理的。扎萨克图汗书写的《认罪书》既诚恳，又认真。康熙帝看了后，给被杀车臣汗部首领之弟阅，他觉得虽写得诚恳，但人被杀了，写个检讨怎能了事，要赔偿。康熙帝说，我赐封你继承你兄长的汗位，还给你赏赐。他自然高兴，气也就消了。之前准备工作做得充分、细致，然后大家坐在一块盟会。在会上，扎萨克图汗部首领先念检讨书，言辞诚恳，双方和解。接着就宴会喝酒，封赐颁赏，文艺表演，骑马射箭。康熙帝亲自骑射，九射九中，威武风采。康熙帝让各王骑射，那些蒙古王多年不打仗了，吃得肥胖，扶着上马，几王骑射都一箭没中，惭愧地给康熙帝叩头。而后是八旗军大检阅，阵容整齐，气势昂扬。通过多伦会盟，喀尔喀蒙古诸部都诚心诚意地归附清朝，一直到清朝结束，喀尔喀蒙古没闹独立。从此，喀尔喀蒙古和平相处一百五十年，和平安定，牧民高兴。

“棋看四步”是说康熙帝颇有远见，在选择政教“双首”时，不是看一步、两步，而是看三步、四步。他认为喀尔喀蒙古三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扎萨克图汗部，关键是位置居中、实力最强的土谢图汗部。为此，着手解决喀尔喀蒙古三部政教首领事宜，既要解决该部汗位传承，又要解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转世。康熙帝在会盟时看到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年老，他的儿子噶勒丹多尔济岁数较大，便着眼培养他的孙子敦多布多尔济，再寄望于其重孙子。这就是四代！怎么培养呢？康熙帝把自己亲生女儿四公主（恪靖公主），下嫁给察珲多尔济汗的孙子敦多布多尔济，时额驸16岁、公主13岁。公主府建在今呼和浩特（今呼和浩特市博物馆址），这是清朝仅存一座完整的公主府。后察珲多尔济病逝，其子噶勒丹多尔济也病逝，孙子敦多布多尔济继承汗位。敦多布多尔济是康熙帝的额驸。这位额驸的儿子后来做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由是，土谢图汗是康熙帝的额驸，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则是康熙帝的外孙，政和教巧妙地黏合在一起。康熙帝棋看四步，即爷爷、儿子、孙子、重孙四代。其时，在喀尔喀蒙古，康熙帝的政治布局：一个是土谢图汗部的行政首领，一个是喀尔喀蒙古的宗教首领，将其政、教两个首领选定抓住，就在总体上稳定了喀尔喀蒙古的大局，并影响到新疆和西藏的军政大局。

此外，清廷，特别是康雍乾三帝，在抚绥民族地区之时，对于少数民族上层个别分裂分子，勾结境外势力，挑起武装叛乱，扰害社会安定，破坏居民生存，则先行招抚，继之以武力，措施果断，加以平定，既有利于国家统一，也有利于部民生计。

总之，中国二千年来帝制时代没有解决的匈奴、突厥、蒙古难题，在清朝得到解决。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民谚说：“明修长城清修庙。”在清朝，由原来长城是防御蒙古的，变为以蒙古作为中国北部防御外来侵略的长城。可以说，从秦始皇以降两千多年没有解决的匈奴、蒙古问题，清朝解决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功绩，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

历史经验表明，民族问题始终是中原皇朝最伤脑筋、最为头痛的一道难题。近千年来，唐玄宗的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发生“安史之乱”。唐朝虽然将变乱平息，却从此一蹶不振，后裂变为五代十国。宋太祖赵匡胤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相继出现北宋与辽、南宋与金的对峙局面，大宋皇朝始终是半壁山河，而没有金瓯一统。元朝灭亡金和南宋统一天下之后，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被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所推翻。明朝又是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最后取代明朝。清朝虽然满洲同其他少数民族关系处理得较好，但同汉族的关系没有处理妥帖，重满抑汉、地域封禁、旗民隔离、分城居住等举措，凸显民族问题，最终被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所推翻。历史启示：中国民族问题是国家与民族兴衰分合的一大枢机。

第三，文化融合。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印度文明中断了，古埃及文明中断了，古巴比伦文明中断了，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从甲骨文到现在没间断过，一直延续下来。我们国内保存的公藏古籍善本就达万册，为全世界古籍最丰富、最繁多、最系统、最完整的国家。中国编年的历史从公元前年到现在，近三千年不间断，全世界只有中国。

清朝建立，满洲入关，成为主体民族，其文化成为主导文化，对待其他文化采取什么政策？清廷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完全满化，排斥儒家文化。强调“国语骑射”即满语满文、骑马射箭唯一、独大，排斥、限制其他文化。如果他们一代不行两代，两代不行三代，三代不行四代，这样会产生严重的文化断裂。第二种选择是，完全汉化，放弃“国语骑射”。这样做的结果是满洲文化完全被溶化，满洲八旗丧失森林文化渔猎民族的进取锐气，就难以出现后来疆域大一统的康雍乾强盛局面。第三种选择是，实行“一主多元”的文化政策，就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各民族多元文化并存、融合。满洲的语言是满语，文字是满文。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的汉语不是一个语系。清朝规定：官方语言文字是满语满文、汉语汉文。在其他民族聚居地区，还兼行以该民族的语言或文字。

首先，清朝从努尔哈赤就开始了满汉文化融合的过程。努尔哈赤的师傅是浙江绍兴汉人龚正陆，用汉文起草文书，别人再翻译成蒙古文。努尔哈赤让这个汉人老师给他的儿子们教汉语。努尔哈赤创制满文，是满、蒙、汉文化融合的一大贡献。皇太极就更明确了，皇子既要学满语满文，又要学汉语汉文。开始举行科举考试，凡是汉人儒生给八旗贝勒家为奴的，一律可以参加考试，合格者给官做。皇太极规定，考取的汉人，再给该贝勒家补上一人。这样考取了一批秀才、举人，后来又考进士，成立了内秘书院（翰林院）。

其次，清入关之后加快了文化融合的进程。范文程给睿亲王多尔衮上书：“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多尔衮采纳，实行科举考试。康熙时开博学弘词科，山西傅山（字青主）很有名望，不来应试，抬着他来，抬到大清门前，躺在地上不走。后来送回去，给他一个官员待遇，让他有饭吃、有尊严。康熙帝开始自己带头读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去曲阜祭孔，去绍兴祭大禹。

康熙帝祭孔不只是个仪式、是个姿态，而是国家政策的转变，所以他写了“万世师表”匾，全国、全世界孔庙里面的“万世师表”匾都是康熙帝御笔。在台湾台南、台北的孔庙一律悬挂康熙帝的御匾。

满族比较虚心地吸纳了汉族文化，自己民族文化也得到了提升，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康熙帝有虚心学习、勤奋读书的习惯，使得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没有在清朝中断。应当说，康熙朝在这个文化融合问题上，决策正确，执行有力。康熙大帝在延续中华传统文化、满汉文化融合问题上算是英明！

再次，清朝文化融合的文化工程。康熙帝及其以后诸帝，汉文化修养都不错。康熙帝写诗首，乾隆帝写诗40多首。尽管诗的水平不算太高，人人能记住的诗几乎一首也没有，但表明其是融合满汉文化的。有人认为乾隆帝的诗是别人代笔的。最近在故宫博物院仓库里，发现乾隆帝诗作的朱笔手稿若干箱。

这说明乾隆御制诗是他亲力亲为的。清朝巨大的文化工程《全唐诗》卷，《全唐文》0卷，《古今图书集成》00卷，《四库全书》00余卷，《皇舆全览图》《十三经刻石》等都是中华文化融合的实证。

复次，清朝对汉、蒙、藏、维、回等族的语言文字、民族文化，一律尊重。乾隆时纂修了《五体清文鉴》、《满文大藏经》等都是例证。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在清朝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吸收国内各族、域外多国的文化营养———农耕文化的仁义智略、草原文化的博大高远、森林文化的勇敢进取、高原文化的吃苦耐劳等，出现中华文明大融合的新时期，从而丰富、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

清朝由兴起到覆亡年的历史，有些什么文化纠结，值得后人思考和鉴戒呢？清朝值得鉴戒的文化症结很多，择其要，举三点。

第一，八旗制度，虽是创造，但不改革，终成顽疾。清朝能够取代明朝，又能够巩固统治，主要原因，列举三条：一是八旗制度，二是满蒙联盟，三是文化融合。在这里简析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前世未有，后世也无。八旗制度是亦兵亦猎、且耕且战的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社会制度。八旗制度创立于战争时期，适合于战争需要。清朝在全国确立统治后，如何使八旗制度适应新的社会形态，并具有可持续性，既是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又是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八旗制度像一把双刃剑———清朝兴也八旗，清朝亡也八旗。我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说过：“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这个基因主要是八旗制度。清朝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倡廉反贪、处理大案，做了许多工作，也颇有成效，但对八旗制度的弊端———如定旗分、定土地、定钱粮、定世袭，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等，坚持“首崇满洲”的祖制，没有进行大胆切实的改革，以至于积重难返，终成顽疾，结果异化八旗子弟，出现大清覆亡悲剧。

第二，民族协和，卓有成效，也有问题，后成死结。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对汉族君主来说，主要是处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对少数民族君主来说，主要是处理同汉族的关系。清朝的民族问题，一方面是满族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满族同汉族的关系，前者虽有成效（也有问题），后者却有问题（也有成效）———“按下葫芦，浮起了瓢”。清朝的民族问题，关键在于处理满汉关系，特别是清朝在对待汉族问题上，没有处理好。诸如“首崇满洲”、地域封禁、旗民分居、优待八旗等，都逐渐加剧了民族矛盾。以清廷核心人员组成来说，我做过统计，康熙朝有一段时间大学士全是满人，汉人一个没有；满人里全属上三旗、下五旗的一个也没有；领侍卫内大臣六人，全属满洲上三旗，处理满汉关系没有摆平。后来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大体上说，三人时满洲人占其二，五人时满洲人占其三，七人时满洲人占其四，九人时满洲人占其五，且首辅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都是满洲人。有清一代，皇帝之下，位最高、权最重的“五大臣”———首辅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全是满洲人。最后，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相号召，在民族问题上大做文章，把清朝推翻了。

第三，海洋文化，是条短板，大清之败，败在海上。中国帝制时代，有五种基本经济文化类型，即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及岛屿海洋文化，其发展并不平衡。农耕、草原、森林三种文化，都或长或短地建立过全国性的政权，高原文化只建立过地区性政权（如南诏、吐蕃），海洋文化则连区域性政权也没有建立过。中国农耕、草原、森林、高原文化的执政集团，都缺乏海洋文化的基因。他们既不懂、也不重视海洋文化。近世以来，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甲午海战、日军侵华，都是从海上打来的，中国力不能敌，结果吃了大亏。研究清史、近代史的学者，多从清朝统治腐败等方面去找原因，这是对的，但不全面。我们或可变换一下视角，从文化上去探究原因。康熙帝晚年说过：“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他告诫：“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康熙帝的预见很可贵，但遗憾的是他既没有在理论上、制度上做出创新思考，也没有在政策上、措施上做出具体安排。有人惋惜地说：如果康熙帝再往前走一步，像彼得大帝一样，中国就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康熙帝不可能在海洋文化的路上再往前走，因为历史时代的局限，更因为海洋文化基因的缺失，决定了他迈不出走向海洋文化这一步。

其实，中国古代历朝的执政君主，都缺乏海洋文化的基因。以元、明、清三朝为例。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八年（年）派右丞范文虎等统帅10万大军，不识风候，乘船航海，进攻日本。八月初一日，遭遇飓风，暴风破舟。“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明朝君主也缺乏海洋文化基因。有人以郑和为例作反证。郑和七下西洋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然而，郑和下西洋为寻找建文帝下落，为宣扬大明皇威，为进口香料等物品，而不是打通海道，进行贸易，建立基地，御守海权。清朝君主更缺乏海洋文化基因，既没有海洋意识，也没有海权观念。清朝盛时东北地区有三个出海口，即黑龙江入海口、图们江入海口、鸭绿江入海口，后来全都丢了。到了民国时期，虽建立海军，但不够强大，无法在海上同日本侵略军相抗衡。著名的淞沪决战，本来国民军占优势，但日军从海上增援，在杭州湾登陆，海陆夹攻，国民军失利。淞沪之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军队还是输在海上。

人类历史开始了在天上和海上开拓与发展的新纪元。中国历史上海洋文化短板的启示是：发展海洋文化，建立强大海军，建设海上强国，制定海洋方略，这既是中国历史的教训，又是清朝历史的殷鉴，也是中华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奔腾的潮流。

本文原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