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风韵——纪念先祖陶伯逊

余良杰、陶懋鼎执笔

一、洪都铸魂

赫拉克利特：性格即命运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七月初八（年8月21日）陶伯逊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昌邑一个官宦大家庭。

陶姓源于尧帝陶唐氏，昌邑陶氏郡望浔阳。“郡望”就是经官府考订认证的家族祖籍。郡望的背后是“官本位”观念：魏晋六朝实行九品中正制，朝廷以姓氏选官，以郡望委任官职。唐宋实行科举，按官员定家族门阀，籍名人声望显姓氏之贵。世家子弟称郡望，如今人说出身“名人之后”。昌邑陶氏始迁浔阳，一世祖是三国吴少帝孙亮时的鄱阳守陶同。二十四世祖陶诠于宋仁宗天圣八年（年）迁居新建昌邑陶家林，遂定居江西南昌。

三世祖东晋大将军长沙郡公陶侃和六世祖田园诗人陶渊明是陶氏家族的灵魂，奠定了家族风骨。陶渊明一代诗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气和不戚戚于贫贱的气度胸襟为世人传颂。陶伯逊童年即熟读陶渊明《饮酒》《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等诗文，颇遗传了几分陶渊明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的魏晋风骨。其外孙有赞云：“将军（陶侃）为骨，诗人（陶渊明）铸魂。”其孙有诗云：“我本九江陶裔，不信曲阜孔丘。养鸡西山脚下，还有菜园数亩。白天我听鸟啼，夜里鸟听我歌。人前有时装傻，鬼前常常痛哭。”颇见陶伯逊性格神韵。

陶伯逊出生于清末，中华民族面临列强瓜分狂潮。国势恰如章太炎在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时所撰对联：“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有庆。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祖父陶福履痛感乱世终结无期，希望孙儿如孔子学生南宫适（音kuò）在乱世保持气节，更能保全生命。取《论语》：“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之意。为长孙命名端模，字伯逊。他毕生牢记祖父教诲，谨言慎行。冥冥之中“危行言逊”轨导了其一生的命运。

陶伯逊父母

陶伯逊之父陶绪泰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乡试中举，曾任山东济阳知县。山东是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最多、民间反抗也最激烈地区，义和拳就起源于山东。人生忧患识字始，末世为官忧患多。陶绪泰在庚子年后主政百里县域，对德英日等国的经济侵略、文化渗透感受真切。陶伯逊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很小就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与爱国思想。科学救国的思想也在幼年开始萌芽。

陶伯逊的外祖刘震岳是云南楚雄人，光绪五年（）己卯科举人，后通过礼部的“大挑”考试，在湖北省出任知县。母亲刘氏自幼随宦游的父亲历练，是贾探春型精明干练的大家闺秀。德言容功兼美，做得一手好针线，一双亲手做的金丝绣花鞋精美绝伦保留至今。刘氏虽不识多少字，但通过听书看戏懂得不少历史典故。平日最喜看陶绪泰作文写字，为丈夫泡茶研墨，红袖添香。更督促幼子读书练字。常给儿子讲陶（侃）母退鲊，截发延宾，陶侃竹头木屑，爱惜分阴的故事。刘氏言传身教，陶伯逊自幼懂得公私分明的道理，好交朋友，思虑周密，做事细心。

南昌自古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从隋到清江西出了名进士，人数居全国第一。明代甚至有“朝士半江西”说法。江西科举强势缘于高质量的教育。九江庐山的白鹿洞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国门洞开，西风东渐。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开办学校实行国民教育。江西也出现了一大批由书院和私塾改制的学堂和教会办的学校。如今写校史，江西中学常见“千年名校”。

清末壬寅学制规定的学校修业年限

年朝廷废科举后，陶伯逊由私塾转入新式学堂“乐群英文学堂”（今南昌二中），那时师资所限，课业主要还是诗词文赋。陶伯逊从童年的五岁开蒙到少年的博览苦读，使他具备了深厚的国学素养。十岁那年（年）正月，母亲带陶伯逊去外婆家拜年，在云南较早接触过基督教文化的舅舅说：“孩子聪明，时代变了，让他进洋学堂读书吧。”母亲回家告诉父亲，陶伯逊就这样进了基督教卫理公会开办的“南昌高初两等学校”（今南昌豫章中学）。陶伯逊在幼年受中国传统文化洗礼，豫章中学时期打下扎实的英文基础，同时接受了良好的音乐和美术培育。学贯中西的文化底蕴，扎实的音乐美术功底和出色的审美鉴赏能力，令陶伯逊日后在电影圈如鱼得水。

北大求学时陶伯逊与妻子曹慕潜

陶伯逊年结婚。妻子曹慕潜是南昌新建另一世家小姐，两人青梅竹马，五岁定亲，十五成婚。曹家先祖曹秀先（～年）是乾隆元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四库全书》馆总裁、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受命上书房行走，赠太子太傅。多年为皇子授课，嘉庆皇帝御书“江南望族”四字赐之以谢师恩。曹秀先还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史载：乾隆皇帝曾称张照（字得天）、曹秀先（字地山）、王杰（字伟人）为“天地人”三大书家，御书“大手笔”三字赐曹秀先。曹家后人书画名家辈出，受岳家影响，陶伯逊自幼喜书法，练得一手好字。书法也成为其20年代受真光电影公司之聘的重要因素之一，并由此进入电影圈。

年陶伯逊从豫章中学毕业，不满足于已知的新学问，渴望留洋深造，他瞒着父母悄悄报名参加了官费留美考试。然伯逊是家族长子，祖父期望他蝉联簪缨家世，留洋之举遭到家长的断然阻止，只得报考在祖父心目中相当于国子监的北京大学。陶伯逊在中学就相信科学救国，一直为没能留洋学理工科而深以为憾。陶伯逊的儿女们受家庭环境影响，大都偏爱文学艺术。陶伯逊对几个女儿的学业不提要求，只要本人喜欢，艺、文、哲、理随意，但两个儿子必须学理工科。他要儿子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准备日后留学欧美。果然天不负人愿，两个儿子先后都去了美国。学的也都是理工科。长子陶学祁耶鲁大学工学硕士毕业。后出于他在工程方面的卓越成就，耶鲁大学授于他荣誉博士学位，曾轮任英国皇家工程会会长、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次子陶学郁取得美国兰士列理工学院化学硕士学位，归国后曾任重工业部化工研究所研究员、河北省化学协会副主席、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兼校长。这总算遂了陶伯逊科学救国的夙愿。

二、京师求道

郑板桥：欲为一代经纶手，须读数遍要紧书。

北京大学前身是戊戌变法时期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民国时校址在故宫北侧景山公园旁的沙滩街。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邀请新文化人士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到北大执教，北大文科气象一新。年北京大学成立教务处，废除学长制，马寅初任教务长。陈独秀离开北大，6月因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出狱后赴上海。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秋描述陈独秀离开后的北京：“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0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陶伯逊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伯逊幼子学郁说：“陶家人有学语言的天赋。我们兄弟姐妹星散海内外，平日说江西话、上海话、浙江话、广东话、台湾话的都有，相聚时对话的语言因人而异，个个随意转换自如。我读法国教会中学，进中法大学，没有英语基础。大学毕业前夕，因替好友代考法文，事发受学校处分，不得参加庚款官费留法考试，急迫中突击自学了两个月英文，居然就考取了留美官费。父亲的语言能力强我十倍。”因此英文系课程对陶伯逊来说是很轻松的。

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校园里经常贴出“李守常先生定于某月某日在二号礼堂讲茶贸易与蒙藏之关系”、“周树人先生某月某日讲苏俄普罗文学”、“陶孟和先生定于某月某日讲贫穷与人口问题”之类的专题报告，以及各种音乐美术欣赏讲座，学术辩论会的告示比比皆是。陶伯逊学有余力，经常随意参加听讲座或旁听其他学科名教授的课。一次听马寅初先生演讲，有学生提问:“什么是经济学?”马寅初说:“我讲个故事：有个赶考的书生到旅店投宿,拿出十两银子要挑最好的房间。店主立刻用它到隔壁的米店付了欠的米钱,米店老板转身去屠夫处还了肉钱,屠夫拿着钱去找猪农还了猪钱,猪农马上去付清了赊欠的饲料款,饲料商赶紧到旅店还了房钱,就这样,银子又到了店主的手里。这时,书生来说房间不合适,要回银子就走了。你看,店主一文钱也没赚到,大家却把债务都还清，减轻了利息。经济学就是研究合理配置资源，加快周转流通，提高经济效益的学问。”陶伯逊读中学时就有实业救国的思想，这次演讲使他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为此常去旁听经济学系的课程，甚至超过了他的英文专业，并时常登门向马寅初等经济学教授请教。年经教务长马寅初批准，陶伯逊转入商科经济学系。马寅初对陶伯逊思想影响很大，晚年陶伯逊多次对人说，我是马寅初的学生。

年代初的北京政局，城头变幻大王旗，北洋军阀直系、皖系、奉系轮流执政，各政党龙蛇混杂，进步党、共和党、国民党、社会党以及共产党都纷纷在北京大学开展活动。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王昆仑、陈执中、路有余、高晶斋等参加了国民党，而年的5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北大毕业生多达17名。陶伯逊中学期间信奉君子不党，大学期间更接受了胡适“不倚傍党派，不迷信成见”的观点，不参加任何政治派别。陶伯逊风流倜傥，性格豪放，待人热诚，出手大方，交游广泛，与国共两党许多青年才俊结成好友。北京期间他结识了就读于北京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的湖南人何坤（何长工），两人意气相投，结为莫逆之交。

陶伯逊从小喜欢词曲戏剧，大学期间经常出入戏院。开始接触到时尚的电影艺术。民国初年上海出现由西方人经营的影院放映无声电影。从年拍摄谭鑫培的《定军山》开始，中国人制作电影的热潮持续不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拍摄时事短片。年成立活动影戏部，同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罗明佑在北京开办真光电影公司，在王府井的真光电影剧场（年改为中国儿童剧场）放映美国好莱坞的无声电影。放映无声电影时，要用幻灯机在银幕旁打出人物对白字幕。罗明佑素知陶伯逊精通英文，且写得一手好字，特聘陶伯逊为公司编译。陶伯逊眼观英文字幕，手写中文，一遍看下来不仅完成中文字幕翻译，还能记住剧情，撰写中文电影说明书。几家公司同时租的拷贝，真光剧场总能抢占先机，比其他电影院早一步放映。因而真光剧场生意特别好。陶伯逊翻译的电影对白贴近人物身份，口语化而不失幽默，为观众喜闻乐见。如下面一段河边的对话：“警：先生，这里危险，禁止游泳。学：我脱衣服时你怎么不说？警：脱衣服没有危险。”陶伯逊把最后一句意译成：“警察不管脱衣服。”放映时往往引来观众的笑声。“警察不管脱衣”一时成京城新典故，好多年后才被“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取代。

年陶伯逊全家照

陶伯逊在真光电影公司期间观看了大量好莱坞的无声影片，对构思编创电影故事的技巧、好莱坞导演叙事蒙太奇手法有了直观感受，接触了解到影片发行的工作流程与电影放映方法，也对市场票房有了实际概念。这些宝贵的亲身体验对陶伯逊后来从事电影企业管理帮助极大。

清末《壬寅学制》规定京师大学堂毕业生授予进士称号，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学生同样享受官府津贴。20年代英文系学生高晶斋回忆录载：“北大学习期间，基本上是依靠官费维持学习和生活，当时省教育厅对考上北京大学，北洋大学等名牌大学学生每年给予八十元大洋的津贴；县教育局也给予本县到外地的大学生每年八十元的津贴。这样我能拿到双份津贴。”但北京物价高，官府津贴只够学生本人生活。有了真光公司的固定收入，年陶伯逊把妻子和孩子们一同接来北京。

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邀请梅兰芳拍摄戏剧片《春香闹学》。《春香闹学》摄制属于完全导演制。梅兰芳自编自导自演，制片人、导演、编剧和明星演员的职能归于一人。梅兰芳想把《春香闹学》拍得体现电影特色，而电影长处在营造真实环境，故而准备脱离舞台，在真实园林中实景拍摄。为保证电影艺术质量，梅兰芳聘请陶伯逊为电影顾问，负责协调拍摄进度，沟通演出与摄影两个部门，调度演出现场人员，安排背景布置与后勤保障等工作。这是陶伯逊第一次从事电影制片工作。电影《春香闹学》在实景拍摄时，增加了舞台表演所没有的荡秋千、拍纸球等细节，突出了人物性格，提高电影艺术表现力。

陶伯逊与梅兰芳此后长期保持了良好交谊。陶伯逊兼通中外文学，诗赋歌舞皆精。梅兰芳接待国外文化名流，每每邀请陶伯逊作陪，那时梅宅故居就是庆王府马官居住的小院（今西城区定阜街路），陶伯逊的住处距梅宅不远。“陶老板，请务必捧个场，明天萧伯纳要来，有劳先生大驾作陪翻译。”

梅陶两家通家之好。陶伯逊的长女学梅喜欢京剧，曾拜梅兰芳为师学京剧。最小的儿女学欐、学郁和梅兰芳儿子梅葆琛是小学同班同学，梅葆琛、梅葆珍兄弟经常来陶家串门玩耍，两家过从甚密。以致曹慕潜数次告诫儿子不可荒废学业：“梅家有现成饭碗，你们将来可是要做学问考功名的。”不过事实证明曹慕潜多虑了，梅葆琛、梅葆珍后来都考上了名牌大学，并没有子承父业。梅葆琛成为建筑师，梅葆珍（梅绍武）是著名翻译家。年联华电影公司成立，梅兰芳也入股并成为联华董事。年2月苏联纪念电影事业15周年，举行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陶伯逊率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适逢梅兰芳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率团赴苏联演出，两位老友在莫斯科再次相逢。陶伯逊还应邀参与了梅兰芳剧团在苏联期间拍摄舞台纪录片《虹霓关?对枪》的业务。该片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苏联名导演爱森斯坦执导。

陶伯逊北京大学求学五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政坛风云，观社会万象。雏凤清音待鸣，鲲鹏展翅欲飞。年绍兴人吴性栽在上海创办百合影片公司。吴性栽家族号称“颜料大王”，资金实力雄厚，酷爱电影艺术，哪怕不赚钱也要做一流电影公司。然电影制片是技术密集型企业，百合公司专业人才匮乏。吴性栽来到北京，向同乡蔡元培和马寅初求助，马寅初向吴性栽推荐的第一个人就是陶伯逊。

陶伯逊与吴性栽见面时，几句话令吴性栽赞叹不已：国家不幸，经济萧条，百业沉寂，而文化娱乐行业却往往能大行其道具有“口红效应”。拍电影要趋时，更须“避风口”，揭示了电影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的特点。主张电影要接近生活，要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电影就是织锦，花色不一样才有人看。”提出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电影企业经营关键在创新，有特色才有竞争力。一席话展示了陶伯逊作为制片人的眼光、悟性和雅量。其理念正契合吴性栽“打造电影精品”的想法。吴性栽惊呼相见恨晚，当即聘陶伯逊为百合公司总监制。

电影监制又称制片人，是一部影片总策划和生产的最高管理人。电影综合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诗和舞蹈的各类艺术形式，有“梦工厂”之称。“造梦”需要营造氛围，让观众沉浸于人造的梦境中如痴如醉。未来电影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综合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及多项工艺大协作的制作。一部影片的制作工艺流程千头万绪，电影的发行与放映涉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千丝万缕。其产业的复杂多样性催生出制片人职业。

20年代的陶伯逊

在电影企业经营中，制片人全权负责“挑本子、找款子、组班子、圆场子、卖片子”。掌控电影从剧本到片子的工业化生产工艺流程，处理电影产品发行放映巨细事务。外抓筹资、招人、合同、宣传、发行、资金回笼。内管电影剧本，拍摄质量、进度、财务、后期制作。一个优秀制片人要观时局，知人性，有人脉，善交际。还要明市场，通艺术，懂技术，会管理。陶伯逊通晓中外文化，兼备艺术素养，视野开阔，交游广泛。精通宏观经济理论，懂得现代企业管理，有电影制作、发行与放映的各类实践经验。是最佳的复合型电影管理人选。

吴性栽的长处是识人爱才，对公司影片生产具体业务，他大胆放手，不做干涉。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海归的专业导演凤毛麟角，大部分电影导演是文明戏(白话剧)的编剧转行兼职，缺少人事聘用管理、财务管控尤其是筹资能力。电影企业不具备实行“导演中心制”条件。陶伯逊在百合公司建立了影片生产“制片人中心制”。电影制作过程中，制片人管钱管物管方向，控制影片预算和制作标准，导演管人管事管艺术，掌握艺术创作和电影拍摄指挥。陶伯逊在百合公司确定了立足都市民众、展示社会众生相的路线。选择没有明显政治背景的文化人为班底，独立自主制作电影，尽量避免卷入政治派系纠葛。百合影片公司一连拍摄了《采茶女》《苦学生》《情欲宝鉴》《劫后孤鸿》以及《美人计》《王氏四侠》等影片，很快从当年大量“一片公司”中突颖而出，成为上海有影响的电影制片公司之一。

三、联华寻梦

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年代的中国，政治动荡，百业凋敝。电影业却一派繁荣，逆势腾飞，仅上海就有多达家中国人办的电影制片公司。鸳鸯蝴蝶片、武侠神怪片、古装戏剧片争奇斗艳，竞争激烈。30年代初的两件大事促成了中国电影的蜕变：由茶楼酒肆的娱乐向大众艺术升级，由小作坊手工粗制滥造向大工业精品制作转型。一是年美国生产出有声影片大获成功，好莱坞制片厂停止拍摄无声电影，但中国观众不懂洋文，国内多数电影院硬件不适合放映有声电影，短期又缺改造影院的资金。给中国拍摄无声电影留下广阔市场空间。华北电影公司的罗明佑一直痛感“外片居奇，垄断市面”，看准时机联合国内同业成立联华影业公司，制作国产无声影片。二是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电影检查制度，查禁神怪武侠迷信淫秽电影。上海百余家电影公司先后倒闭，促成了电影题材走向社会现实。

年华北电影公司罗明佑与民新公司黎民伟合作拍摄《故都春梦》。华北公司既无演员也无摄影师，民新公司技术力量不足。周承人、李以庄的《黎民伟的若干经历和评价》一文称：“罗明佑不熟悉制片业，当罗明佑到上海时，黎民伟与李应生合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因亏损严重，导致两人分手，黎民伟已无独自经营能力。”罗明佑乃邀请大中华百合公司陶伯逊担纲《故都春梦》制片人，并从大中华百合公司借来阮玲玉担任女主角。孙瑜是中国第一个海归的学院派导演，富于理想和憧憬，具有唯美倾向。孙瑜提出了走出摄影棚，赴北平实地拍摄外景戏的要求，陶伯逊知道实景拍摄对电影质量的作用，马上批准了这个烧钱的计划。为了对投资人负责，陶伯逊安排剧组原班人马穿插开拍另一部孙瑜编剧导演的电影《野草闲花》，阮玲玉在该片中一人饰演母女两个角色。

《故都春梦》剧照，由孙瑜导演，阮玲玉及林楚楚、王瑞麟等合演

拍摄《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期间，因为剧情需要等待北方大雪。《故都春梦》编剧朱石麟说:“我一直想导演一部影片并构思了一部短片，想自己把它拍出来。”陶伯逊看过剧本，拍板同意。就这样因缘际会，剧组在这期间又拍摄了朱石麟编剧导演，阮玲玉主演的滑稽短片《自杀合同》。

那时陶伯逊家住京城一所旧王府老宅院，这一带是清末权贵云集之地。剧组来到北京，跑遍京城，寻找合适的外景场地，当导演孙瑜来到陶家谈事时，一见闲置的北院惊呼：“陶老板，你家就是《故都春梦》最好的拍摄埸地。”三部电影同时在北院拍摄，一时门前人来车往，院内声喧光闪，热闹非凡。陶家几个小儿女放学回来都忍不住跑过去看热闹，被陶伯逊严厉禁止。孙瑜看在眼里，特意邀请陶伯逊的妻女在《故都春梦》中充当群众演员。这样陶伯逊太太曹慕潜和两个女儿学梅，学枬也在《故都春梦》中“触了一回电”。

《故都春梦》拍摄现场。中排第三人为阮龄玉，

后排左一为陶伯逊，左二为曹慕潜，前排第一人为陶学枬

年《故都春梦》以联华公司名义发行放映，诗人气质的孙瑜将这部严肃题材的影片处理成富于诗意的“艺术片”，清新脱俗的新潮风格大受观众欢迎。经华北电影公司大力宣传，影片在许多大城市均打破了卖座纪录。试营业期间该片在上海北京大戏院、香港新世界大戏院、北平真光电影剧场和中央电影院4家影院票房就达元，超过了当时一部普通国产片全部营业额。接着推出的《野草闲花》同样大获成功。该片采用蜡盘为影片插曲配音，《寻兄词》是中国第一首电影插曲。《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成为“复兴国片，对抗舶来影片”的标志性作品。联华公司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电影“文艺片”的源头。

大制作带来的票房效应，坚定了罗明佑创建电影托拉斯的决心。年8月由罗明佑的华北电影公司、黎民伟的民新影片公司、吴性栽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合并吸收黄漪磋的印刷企业成立了联华影业公司。联华公司吸纳社会资本，汇聚各方精英，整合电影生产环节，形成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的电影集团企业。先后在上海、北京、香港、重庆等地设立七家制片厂：原民新公司霞飞路号的旧厂是上海一厂，大中华百合公司延平路号的旧厂是二厂，香港七姊妹名园内的民新公司的旧厂改为联华第三厂，设在上海闸北天通庵的是第四厂，在北平齐化门大街设立第五厂兼办电影学校，朱石麟办的第六厂（后改三厂）在上海徐家汇三角地，李开先拟在四川设厂。联华公司还拥有六十余家电影院,在北京、上海开设了演员养成所，创办了自己的电影刊物《联华画报》，初步形成融教育、制作、发行、放映、宣传功能于一体的电影实体。在上海徐家汇三角地的联华一厂，后期扩建成占地三十余亩的电影村。罗明佑还规划打造中国的好莱坞：“在国内寻觅经营一广大之电影区，以集中各厂于一处，成中国之电影城。”

罗明佑家世显赫，家族社会关系广，联华公司面向社会发行股份，按照现代企业模式设立董事会：董事长是曾做过香港总督的英国籍贵族何东爵士，联华各家电影企业老板罗明佑、黎民伟、吴性栽、但杜宇、黄漪磋以及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东北军将领冯香泉、中国银行前总裁的冯耿光、京剧大师梅兰芳等都成为联华公司董事会董事。

年联华公司同人合影，前排右二陶伯逊

策划拍摄《故都春梦》“一石三鸟”的大手笔，制定三部电影交错拍摄的缜密计划，制片现场灵活机动的腾挪调度，陶伯逊的策划与管理能力令罗明佑、黎民伟和吴性栽都青眼有加。陶伯逊成为众望所归的联华公司总经理。联华公司在香港设总管理处，在上海香港路6号设分管理处。主要业务在上海。罗明佑、黎民伟、陶伯逊成为联华公司管理层三巨头。

大女儿学梅说，陶伯逊到上海任联华总经理时只有30岁，某周日我和父亲一起逛街，被同学们看见了，于是哄传陶学梅有男朋友了。我说是与父亲逛街，同学们起哄：“怕是表哥（男朋友）吧，哪有那样年轻的爸爸。”为证明没有说谎，我约同学到家里去见父亲，相见之下，同学们惊呼：“真的好年轻哦！”视陶伯逊为兄长，相谈甚酣。然而这件事也令陶伯逊意识到在生意场上，年轻不足以服众，从此开始留胡子。

陶伯逊以极大热情投入电影现代企业的制度设计和经市场决定的文化商品，需要随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电影题材和风格。借鉴好莱坞管理，联华公司采用“独立制片，统一发行”的管理模式。各制片厂根据市场需求自行选材，独立筹款拍摄影片。摄制完成的影片由公司的营业部门安排到各地的影院上映,票房收入按商定的比例分成。制片厂也可以独立承担票房风险，自行租用影院放映所拍摄的影片。这样的企业模式与罗明佑理想中的电影托拉斯（集团公司下设分公司）有差异，更接近德国的卡特尔（独立生产企业的统一销售同盟）。这样的企业体制也埋下了日后联华公司分裂的隐患。

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管理带来企业的活力。联华公司适时提出“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制片口号。吸引来一批高水准的电影人才，如导演史东山、孙瑜、蔡楚生、费穆、卜万苍，著名演员阮玲玉、金焰、黎莉莉、王人美、陈燕燕、高占飞等，构成了中国30年代电影黄金阵容。多重实力的加盟令联华公司在大浪淘沙的市场竞争中迅速崛起，成为影业巨头，并形成明星、天一、联华鼎足而立的寡头垄断，结束了中国电影市场无序竞争局面。

可惜好景不长，年“九一八”事变中，罗明佑在东北的电影院损失殆尽，华北的影院也因战事陷于困境，北京的联华五厂和演员养成所停办。“一?二八”事变中，上海闸北天通庵的联华四厂毁于炮火。年及年两次海外招股失败，公司的资金状况恶化。联华公司内部矛盾公开，最终导致联华公司分裂。黄漪磋脱离联华，自己办艺联影片公司。但杜宇彻底退出联华转入艺华公司。随后香港联华第三厂黎北海也另组公司。只剩下罗明佑黎民伟掌控的一厂和以吴性栽为核心的二厂。两个制片厂也是创作、制片自行其事，各有主脑。

陶伯逊与女儿在摄影场，左一为大女儿陶学梅，

左二为小女儿陶学欐，左三为二女儿陶学枬

联华公司各大股东貌合神离，其后发生几件事情令陶伯逊也与罗明佑意见相歧，渐行渐远。

第一是电影摄制无声片与有声片的方向之争。罗明佑20年代看到外国有声片在中国失去部分市场，提出“国片复兴”的计划并获得市场成功。他拥有的放映网大部分是无声电影院，只有少数影院改装了有声设备，改造影院需要大投资。罗明佑看到年大中国影片公司摄制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雨过天青》，因租用日本机器在日本拍摄，遭到观众抵制。年1月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派洪深到美国花两万七千多美金的大价钱买来录音机和有声摄影机，摄制的有声影片《旧时京华》还不如联华的无声片卖座。因而主张继续拍摄无声片。陶伯逊却深信有声片是电影生产发展趋势，主张联华公司尽快购置新设备，创造条件拍摄有声片。

年陶伯逊与家人，后排左二为陶伯逊，前排右二为其妻子曹慕潜

第二是联华公司的管理模式之争。年联华二厂在出品的影片数量、质量上都明显超过联华一厂。年罗明佑加强控制联华公司。在一厂实行减薪，在二厂裁员，又出台了将联华制片厂集中合并为联华制片总厂的计划。到年春天，罗明佑终于将联华一、二厂合并。这一下动了联华二厂吴性栽的奶酪。联华公司欠了兼营胶片生意的吴性栽不少货款。吴性栽提出合并必须先清偿债务，罗明佑无以应对。股东之间的权益之争，陶伯逊不愿参与也无从置喙。但陶伯逊认为裁员减薪会导致公司人才流失，数次反对罗明佑裁员减薪方案。

第三是电影《渔光曲》制片人署名之争。《渔光曲》拍摄周期长达十八个月，公司资金数度极为紧张，导演蔡楚生称：“我是艺术第一，找钱是公司的事。”拍摄资金一再突破预算。制片人陶伯逊只好“一筹（愁）再筹（愁）”，四处找米下锅。电影拍摄完成后，陶伯逊奔走于南洋各地签约卖片子，到院线催债收款。而罗明佑混淆电影出品人（投资人）与制片人（策划人管理人）界限，在向南京政府电影戏剧审查委员会送审《渔光曲》样片时，在电影职员表不写制片人，而打上“监制：罗明佑”字样。事实上联华各厂分别筹款，独立制片，《渔光曲》由合并前的联华二厂拍摄，罗明佑连出品人都算不上。却利用职权瞒天过海，剥夺了陶伯逊电影制片人的署名权。等到陶伯逊从南洋回到上海悉知此事，电影早就上演，无可挽回了。

制片人署名是企业对个人在影片制作中付出心血贡献的承认。陶伯逊因制片人署名，一连几天不去公司。晚上乖巧的二女儿靠在父亲的枕边，为他读起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说《草枕》。当女儿读到：“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坚持己见，则多方掣肘。总之人世难居。”这触动了陶伯逊心事，不由感慨道：“人心惟危，果然人世难居啊！”18岁的枬枬担心父亲感情冲动，她紧接着又读下去：“太讲究理智，容易与人产生摩擦；太顺从情感，则会被情绪左右；太坚持己见，终将穷途末路。”或许出于对电影事业的眷恋与对家庭的责任，或许祖父的教诲作用，陶伯逊思之再三，最终还是没能拂袖而去。学枬聪明乖巧，长得清秀漂亮。陶伯逊最疼爱这个女儿。可惜红颜薄命，年仅20岁就因伤寒去世了。当得知女儿离世，陶伯逊一时急火攻心，大叫一声自楼梯上滚下来，自此他落下了心脏病，女儿的青春早逝令陶伯逊好长时间郁郁寡欢。年10月22日学枬恰巧与鲁迅在万国殡仪馆同一天出殡。陶家众人对鲁迅葬礼的盛大场面都印象深刻。

年3月8日，联华公司阮玲玉因人言可畏而服毒自杀，联华公司失去了最有号召力的头牌明星。罗明佑将互相对立的联华一厂、二厂合并，引起派系矛盾。拖欠员工工资又引发剧组消极怠工，种种原因使公司出品影片锐减：年生产20部影片，年仅拍摄6部影片。出品减少导致人浮于事，影片成本增加。年罗明佑投巨资拍摄的影片《天伦》票房不佳，严重亏损。一系列经营的失误引发公司新老矛盾集中爆发，罗明佑的威信一落千丈。原联华二厂陶伯逊为首的管理层提出“倒罗”，罗明佑内外交困。7月15日罗明佑与吴性栽在新亚酒店号房间谈判达成协议：罗明佑与黎民伟退出联华公司，吴性栽的华安公司自年8月1日起接管联华公司的制片业务。罗明佑堪称电影史上悲剧人物，陶伯逊与罗明佑虽常有意见相左，然纯属君子之争,陶伯逊在联华之外场合，对罗明佑从无一字讥评。

改组后的联华公司开始拍摄有声片。拍摄了包括《迷途的羔羊》《王老五》《到自然去》《春到人间》《狼山喋血记》《联华交响曲》等一批影片。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日本军方召集各大电影公司负责人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开茶话会，宣布：上海各影业公司摄制或放映中国影片,事先必须接受日军方检查,通过后才可放映。联华公司义不帝秦，宣告停业。新华公司和天一公司迁往香港,明星公司毁于战火。上海五大制片公司只剩下艺华一家。

联华公司8年间摄制影片近百部，发起“复兴国片，改造国片”运动，不追随电影商业化潮流，拍摄艺术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然而日本侵略战争结束了中国电影的一个黄金时代。陶伯逊的艺术之梦，也在侵略者的淫威下毁于一旦。

四、俄都渔曲

左宗棠：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

年代末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然国家内部积贫积弱，外部强敌环伺。“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紧逼。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社会各界热切呼唤电影能醒世救国，救亡图存，重塑华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

各电影公司积极寻求制作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宣扬爱国思想的影片。联华公司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但大敌当前，抗日救国不落人后。拍摄了《抗日战史》《暴日祸沪记》《淞沪抗日将士追悼会》等新闻纪录片，制作了故事片《共赴国难》《大路》《狼山喋血记》以及动画片《血钱》等宣传抗日影片。

这期间联华最优秀的电影作品是年蔡楚生的《渔光曲》。不仅艺术上成为中国无声片的巅峰，为联华赢得国际声誉。在发行部门运作下，票房也大获成功。《渔光曲》的成就离不开导演、演员、音乐美术等艺术家的创作，看不见的还有制作人的艰辛。

年剧组三十多人到浙江象山的渔村石浦拍摄《渔光曲》，实景拍摄条件异常辛苦。剧组经费紧张，只能租渔船出海。王人美跟着渔家姑娘学习摇单橹船，胳膊练肿了照样练。天气恶劣，风雨交加，风浪中小渔船颠簸起伏，摄影周克吐得起不了床。不少演员病倒，聂耳本来是《渔光曲》的配乐，也临时客串演了一个海难余生的渔民。当地社会复杂，党棍滋事，船主贪婪，海盗横行，地痞骚扰，计划一周的实景拍摄竟然拖了一个多月。陶伯逊每日管控拍摄进度，筹划财务收支，还要兼顾黑白两道的关系，穷于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可谓呕心沥血。意外收获是演员目睹了社会底层种种阴暗，对渔民遭受的压迫感同身受，真情实感为表演增色不少。

《渔光曲》是无声电影，但联华后期制作使用国产录音机给影片配音，影片出现了婴儿的啼哭、打碎花瓶的声音以及歌声。电影放映时，用唱机同步播放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王人美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潮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轻撒网，紧拉绳，烟雾里辛苦等鱼踪。鱼儿难捕船租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爷爷留下的破渔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渔光曲》旋律如泣如诉,凄婉动人，且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随着电影的热映，《渔光曲》十几万张唱片销售一空。如电影广告预言:“渔光曲奏起，将响彻宇宙。”《渔光曲》很快成为风靡全国，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

陶伯逊（前排左三）与各国导演，影界同仁们在一起

《渔光曲》堪称中国无声电影艺术的巅峰之作，在上海创下连映84天的纪录。完胜明星公司的有声片《姊妹花》的票房。《申报》称：“空前未见，堪称奇谈。”陶伯逊的大女儿学梅学绘画，小女儿学欐学哲学，年代有一次父女在家闲谈，学欐说人生的意义在于经历多种体验。陶伯逊说：“人往往遗忘经历过的多数事件，只对特别难忘的少数体验感兴趣。”他说起《渔光曲》放映的一件逸事：《渔光曲》初映前几日票房不理想。第四天上海《新闻报》刊登了一幅特大广告：整整两个版面只有“渔光曲”三个大字。上海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夸张的广告，纷纷打听这个广告是何人手笔。而答案居然是位富家少年影迷匿名出资。这一来市民大感稀奇，逢人必说《渔光曲》，争相走进影院观看。学欐问父亲：“《新闻报》的广告是你策划的吗？”陶伯逊笑着回答：“这件事的背后肯定有联华公司的影子。”

《渔光曲》电影海报

国外文化界人士对《渔光曲》也赞赏有加，《上海电影志》载日本电影评论家岩崎昶评论说：“《渔光曲》是一部社会意识非常浓厚的新倾向的影片。”法国文学家德比勒在上海访问期间，看到电影热映，购买了《渔光曲》的全欧放映权，制作了法文拷贝运往欧洲放映。年9月出版的《联华画报》报道：“这部片子有惊人的收获，引起欧美人士之极大注意。最近，已为法国作家协会联合会副会长德比勒氏以重金购去全欧放映权。”

年2月21日至3月2日，苏联举办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有31个国家多部电影参展。中国派出陶伯逊、周剑云、余清、黄谦、胡蝶、颜鹤鸣及翻译孙桂籍参加，随带参展影片8部：明星影片公司的《姊妹花》《空谷兰》《春蚕》《重婚》，联华影业公司的《大路》《渔光曲》，艺华影片公司的《女人》，电通影片公司的《桃李劫》。展览会评选出10部得奖影片，联华公司选送的《渔光曲》荣获第九名。

妻女在码头迎接从莫斯科载誉归来的陶伯逊

《渔光曲》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电影奖项的影片。陶伯逊代表中国代表团上台接受奖状。中央社当天报道《渔光曲》获奖的消息：“中央社莫斯科2日电：国际电影展览会今晚在列宁宫举行闭幕式，主席苏密德斯基给中国影片《渔光曲》以荣誉状，因该片大胆地描写现实，且具有高尚的情调也。”(《中央日报》年3月5日第3张第1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也向行政院报告联华《渔光曲》列苏联国际电影展第九名：“行政院昨(6)日接我国驻苏联大使馆5日来电一则，原电称：电影展览会于2日晚闭幕，到会千余人，当场宣布评判结果，并发奖品。计第一奖属苏联，第二奖属法国，第三奖属美国，第四名以后无奖（品），只发奖凭。中国《渔光曲》列第九名，在英意日波之前。我国陶伯逊君受凭时，会众鼓掌欢呼，甚为热烈。此次参加展览者廿一国，到会代表80余人，所携影片近百，得与映演者仅廿余。我国影片得此奖誉，不可谓非意外。报纸评论，亦颇奖饰。”（《中央日报》年3月7日第1张第3版）

《渔光曲》是第一部在国际得奖中国影片的事实不乏争议。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上编)》称：“《渔光曲》并不是第一部在国外得奖的中国影片，在它之前，一部叫《农人之春》的科教片曾获比利时一国际影展的特别奖，《渔光曲》只能算第一部获得国外奖项的情节长片。”

《农人之春》获奖时间比《渔光曲》获奖晚了四个多月。事实俱在，不值一驳。《渔光曲》年3月2日获奖，获奖消息刊登在年3月5日的《中央日报》。《农人之春》于年7月25日在比利时获奖。消息刊登在《中央日报》年7月31日第2张第3版。魏学仁《中国教育电影与教学电影》说：年2月19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二次理事会做出决定，组织摄制农村影片二部，参加国际电协主持之农村电影竞赛及展览会。南京金陵大学影音部主任孙明教授根据这个决定才拍摄《农人之春》。而《渔光曲》年2月19日已经送到莫斯科参加展览放映了。

《电影艺术》年第二期刊载陈智的《中国第一部国际获奖的电影农人之春》：“笔者经研究发现,我国第一部参加国际比赛并获正式奖的电影,乃是《农人之春》,而并非通常公认的上海出产的《渔光曲》(由王人美主演)。《渔》片于年3月获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荣誉奖(并非正式奖,亦非电影节比赛)。”“那一届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明确规定"第四名以后无奖"，因此第九名的《渔光曲》不能算获了奖。”陈智否定的理由有二：第一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不是正式电影比赛，第二《渔光曲》获的奖并非正式奖。有大量资料充分证明这两条理由都不成立。

第一个问题：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是一个正式国际电影比赛。《联华画报》5卷10期上，刊载有赴莫斯科出席国际电影节的联华公司总发行所经理陶伯逊的《参加莫斯科电展纪事》一文，详述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发起经过：“苏联电展的起因年意大利在米兰举行第一次国际电影展览会时，苏联的作品如爱森斯坦导演的《战舰波将金号》，普多夫金导演的《母亲》《亚洲风云》，艾尔姆列尔导演的《帝国的废墟》等都有莫大的成功和贡献，在电影工业上倡造了新的作风，特别是引起了西欧电影工作者研究这新兴国家的电影工业更进一步的兴味。当时就要求苏联代表在不久的将来也同样的在苏联举行一个国际电影展览会，这就是此次苏联电展之原因。同时又因为本年系苏联电影工业的15周年纪念，所以他们很兴奋地在米兰电展闭会之后，立即着手筹备，终于邀请了各国影业代表，集合了各国精粹出品，自2月21日至3月2日，莫斯科就有了这样一个盛大的聚会。”该文还详细列出了这次国际电影节获奖名单:“苏联电展当选的十大影片。第一名苏联片《草莽英雄》、第二名法国片《最后一富豪》、第三名美国沃尔特?迪士尼的卡通片、第四名捷克片《建筑之歌》、第五名《温彼得的私生活》、第六名苏联片《飞行队》、第七名苏联片《新民族》、第八名美国片《生活》、第九名中国片《渔光曲》、第十名美国片《斯文中人》。”

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有31个国家的电影参展。评判委员会包括爱森斯坦、普多夫金、杜甫仁科,以及亚历山大罗夫等世界级电影大师组成，从百余部影片中评选出10部得奖电影。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主办方苏联电影工作者俱乐部是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邀请中国影片参赛,电影节参赛影片带有“政府色彩”，所有参赛影片先送交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经过一定手续后，才取得参赛资格。中国电影代表团译员孙桂籍是国民党中宣部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演员部管理主任。因此无论从主办方，参赛方，展会评判委员会，参展电影以及得奖影片等方面看，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都是正式的国际电影节。

第二个问题：《渔光曲》所获得的是一个正式奖项。陈智对《金陵晚报》记者说：“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明文规定了第四名以后无奖，主办单位对第四名以后的所有影片，只按优劣排列名次，不设置包括‘荣誉奖’在内任何其他奖项，也不给予任何实质奖励。中国代表陶伯逊领到了一纸‘《渔光曲》列第九名’的名次证书，但并非‘荣誉奖奖状’。”陈智的话明显断章取义。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行政院的电报说得很清楚：“当场宣布评判结果，并发奖品。计第一奖属苏联，第二奖属法国，第三奖属美国，第四名以后无奖，只发奖凭。”展览会共有10部电影得奖。前三名有奖品，第四名以后没有奖品，但发奖状。类似运动会冠军有奖杯和奖牌，其他名次运动员只有奖牌。陈智把“奖凭”说成是“名次证书”毫无根据。小学生都知道，发“奖凭”就是得奖。

《渔光曲》获奖的事实有陶伯逊领奖的现场照片和奖状实物为证。《渔光曲》获得的奖状一直由黎民伟珍藏。黎民伟逝世后，其夫人林楚楚遵循黎民伟的嘱咐，把《渔光曲》的奖状送往北京。由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蔡楚生经手签收上交给国家。《黎民伟：人?时代?电影》一书第82页附录有蔡楚生签署的关于林楚楚转交《渔光曲》年奖状的函。金焰发表在年8月7日上海《文汇报》的文章也述及此事。

《渔光曲》获奖是陶伯逊电影事业的顶峰。赴莫斯科参加国际电影展览会是对陶伯逊电影制片人成就的肯定。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百年光影》摄制组重温《渔光曲》获奖历史，特地介绍陶伯逊：“《百年光影》摄制组从年来的一万多部中国影片中，精选出一段十分珍贵的史料，是有关年国产片《渔光曲》在莫斯科获奖的影像资料。摄制组发现了联华公司经理陶伯逊，当年为祝贺此次获奖举办的汇报会的相关资料。在这次会上，陶伯逊讲述了《渔光曲》在莫斯科获奖的经过，与他同行的还有当年的电影皇后胡蝶。年，中国影人带影片《渔光曲》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电影展。该片获得荣誉奖，成为首部获得国际声誉的中国故事片。当《渔光曲》摄制公司的代表陶伯逊等人返回上海时，电影界同仁齐聚黄浦江码头迎接他们的载誉归来。《渔光曲》获奖的影像资料大众鲜为看过，这回摄制组费了好长时间，都‘踏破铁鞋无觅处’，最终偶然在庞杂的影像资料中发现了它。”

五、孤岛流离

苏轼：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联华为陶伯逊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联华公司解体后，陶伯逊陷入了事业的低潮。年联华公司停业，联华同人星散海内。陶伯逊留守上海，管理联华公司徐家汇联华摄影场资产，依靠出租摄影场地给其他电影厂维持。徐家汇联华摄影场成为陶伯逊后来进入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的重要原由。“孤岛”期间陶伯逊兼任上海卡尔登大戏院经理。卡尔登大戏院位于派克路（现黄河路）21号，与南京路的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相邻。大戏院集合剧场、舞厅、咖啡厅、弹子房等高档娱乐场所，这里是当年上海最奢华、最新潮的夜生活区。名流汇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住在卡尔登公寓的一代才女张爱玲曾说：“卡尔登是最理想的逃世地方。”

“七七事变”后，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在卡尔登大戏院召开，还演出了话剧《保卫芦沟桥》。上海沦陷后，上海电影艺人孟君谋、吴茵、赵丹、白杨、叶露茜、沈浮等人组成“影人剧团”投入救亡运动，“影人剧团”有多人后来加入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所属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拍摄了多部抗日电影。

卡尔登大戏院长期放映美国派拉蒙制片公司的电影。上海沦陷后日本军方强制各影院放映“友邦”影片，陶伯逊痛恨日本侵略，虽卡尔登大戏院在租界内，日军暂时还鞭长莫及，但必须及早筹划。适获悉京剧名角周信芳急欲寻找演出场所。周信芳为联华影片公司拍过戏剧片《斩经堂》，与陶伯逊原是故交。年6月周信芳应尚小云之约赴天津演出，遇芦沟桥事变，被困北方数月，回上海后经济陷入窘境。那时京剧演员多数实行包银制，演员在包银额内向戏院老板支钱。周信芳的太太裘丽琳是上海裘天宝银楼三小姐，精于理财。认为按照包银制签约周信芳太吃亏，提出要求和戏院按照票房三七分账。年9月，陶伯逊代表卡尔登大戏院与移风社老板周信芳签订了长期演出合同。周信芳与袁美云、尚凌云、高百岁、杨瑞亭、张德禄、孟鸿发等搭班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

周信芳剧照

由于战事影响，最初观众不多，周信芳一度入不敷出。移风社的演员是包银制，生意好坏都要支钱养家，周信芳四处借贷，甚至典当演出行头以救燃眉之急。剧院观众少，卡尔登大戏院经营业绩也受影响。陶伯逊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介绍编剧朱石麟为剧团编新戏，促成南国电影剧社的欧阳予倩与周信芳探讨改良唱腔做工，联系联华公司美工、灯光技师和剧团商讨改进灯光布景，提高演出效果。在排练新剧停锣期间，安排欧阳予倩的中华剧团接替移风社，演出改良平剧《梁红玉》。周信芳的精湛表演和敬业精神，加上多方，努力终于收到成效。移风社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了《明末遗恨》《挑滑车》《史可法》《徽钦二帝》等一批新编爱国京剧。很多人专程赶来看周信芳的新剧目。陶伯逊与周信芳合作取得双赢，演出合同接连续约四年，周信芳按照合同分成拿到了金条。两人也成为患难之交。

年底，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孤岛”不复存在。汪伪政权强行接管租界内的学校，在中小学强制推行奴化教育，禁止演唱抗日救亡歌曲。还强令各电影院一律停止放映英美敌性影片。将上海租界内多家电影公司合并，成立日伪控制的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华影”）。联华摄影场以及相关器材被“华影”强占。陶伯逊陷入两难：不想放弃联华摄影场的财产，也不愿受汪伪控制从事电影业务。

两件事促成陶伯逊决心赶紧离开上海。汪伪汉奸吴四宝有次叫周信芳去唱堂会，周信芳找借口推辞不去。吴四宝开车到家里请周信芳吃饭，饭后拉着周信芳去参观“76号”特务机关的行刑室，说：“不要学郁华不识抬举。”郁华是国民政府设在上海租界内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不肯与汪伪合作，年被“76号”杀害。后来裘丽琳出面找吴四宝的太太佘爱珍，送了许多珍宝，才躲过了这一劫。

陶伯逊的儿女亲家曹竞欧先生与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是同班好友，曹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大采矿冶金专业。曾任职山东省矿业厅和青岛市矿务局。青岛沦陷后，日本人拉他出任伪职，他装病不見客，日本宪兵到家逼着曹竟欧表态。曹竟欧无奈丢下妻儿逃往上海。曹竟欧说：“日本人扶溥仪当满洲国皇帝，王克敏华北成立临时政府，德王在蒙疆自治，汪精卫‘还都’南京。这些汉奸都在招降纳叛，设法拉人入伙。”陶伯逊说：“日本人信奉围棋文化，侵略中国有三条路径：‘拉蒋’一子定乾坤是上策，‘扶汪’分而治之是中策；‘开劫’四处武力征服是下策。现在日本人采取的是中策，把中国分成几块，分而治之。我们不可当汉奸。”曹竟欧说：“我变起仓促，只身逃走，留下（妻子）孙毅和未成年孩子在青岛。你要早做计较。”陶伯逊回家后对妻子儿女们说：“我不能看着你们生活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学日本话，唱日本歌。上海不能呆了，再难也必须走。”

撤离上海前全家合影。前排右一为陶伯逊，左一为其妻子曹慕潜

“八载烽烟山河破，神州浸血行路难。”年中日五十万大军长期对峙湘鄂赣一线，阻断了东西交通大动脉长江水路。上海到西南各省大抵有三条路线：北路远。沿长江到湖北过陕西安康，入汉水，走汉中，取道川北到重庆。中路险。经浙江、江西到湖南的军事区，溯湘江绕道广西，从桂林沿桂黔公路到贵阳。南路烦。经广州转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由滇越公路抵达昆明。

陶伯逊先把父母妻小送回江西老家。当时沪杭铁路和浙赣铁路虽然已修通，但年12月日寇迫近杭州，钱塘江铁路大桥被炸断。年日军曾侵占领南昌，把浙赣铁路的部分路轨拆下运往日本。上海到南昌只剩下上海到杭州和浙江诸暨至江西邓家埠互不相连的两段铁路通车。中间路段只能如电影《围城》的方鸿渐们那样，根据条件寻找合适的交通工具。陶母刘老夫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眼睛近乎失明，兵荒马乱一路颠沛流离，回到新建老家不久故世了。

随后走的是三女学楷。学楷年底与交通大学的五位学生结伴，到贵州寻夫。为避开中日军队对峙的战线，由江西鹰潭绕道湖南衡阳到广西桂林，沿途兵荒马乱充满危险。几个女孩时常在小木船夹层里一藏几小时不敢出来。沿桂黔公路到贵阳，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盘山公路本就破烂不堪，加上隆冬的雪凇冰凌，人踩马踏车碾后更是处处泥泞，途中几次目睹路旁摔成一堆堆废铁的汽车。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总算吉人天相，学楷有惊无险与随大夏大学西迁的丈夫团聚。

19岁的学祁和15岁的学郁两个男孩结伴走北路。旅程迂回曲折，见缝插针。小火车，木帆船，汽车，牛车加步行，只要方向对见啥上啥，各种交通工具都尝试过了。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搜查和到处寻花问柳的散兵游勇，还要提防占山为王的土匪，乘火打劫的地痞流氓。其间还落入了前是国民党败兵、后是日本鬼子追兵，夹在中间快不行慢更不行的危险境地。一路风餐露宿，道路崎岖难行，加之食物短缺，途中时常露宿荒山野岭，有个野店住已属幸运。臭虫、跳蚤多得令人难以想象。扺达重庆时两个男孩浑身长满了虱子和脓包。

陶伯逊在新建办完丧事。年春到香港，一路处理联华与香港东南亚各地影院的财务事项。辗转来到重庆已是年夏。烽火乱世，平民冻馁于荒野，军人暴尸于沟渠，战争留下大批流离失所的难童。年3月10日重庆各界成立救助无家可归难童战时儿童保育会，陶伯逊和许多各界名流及文艺界朋友们积极参与了抢救难童的工作，并列名名誉理事。

六、昆仑春水

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日寇投降，狼烟暂息。流寓大后方的人才纷纷“孔雀东南飞”，陶伯逊也回到上海。年周恩来指示：“在上海建立一家电影制片厂。”负责筹组电影厂的阳翰笙是三十年代“左联”领导人，抗战期间曾与联华旧人孙瑜、史东山、蔡楚生、何非光、孟君谋等人在政治部第三厅的“中制”长期共事。想用战前的民营联华公司名义，取得联华公司的场地设备筹办电影厂。

原联华的制片主任孟君谋找到陶伯逊，希望陶伯逊出面，设法向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要回战前联华公司财产及摄影场。陶伯逊早有此心，谋虑已久。陶伯逊说：“孤岛时期是我把联华摄影场租给费穆的民华公司拍电影。年日本人强迫租界的十多家电影公司合并成立‘华影’，强占联华摄影场，我和费穆都没有加入过‘华影’。现在上海有十多个互不相属的党军政机关都在争相接收敌产，接管‘华影’的‘中电’属于‘中宣部’，实际占用联华摄影场的是‘国防部’下属的‘中制’。我们可以利用国民党各部门之间矛盾，收回联华资产。”孟君谋曾先后在“中制”和“中电”任剧务科长，说：“这两家制片厂有我们的熟人，你没有加入‘华影’，徐家汇摄影场就不是敌产。这事有戏。”

经过多方运作，国民党当局确认联华公司未加入“华影”。孟君谋大力奔走，“中制”厂长郑用之和“中电一厂”厂长裘逸苇默认徐家汇摄影场不属于接受范围的敌产。年5月联华同人“虎口夺食”，陶伯逊代表联华公司同人收回了徐家汇摄影场。随即代表联华摄影场与孟君谋签订租赁协议。即将成立的联华影艺社和吴性栽的文华电影公司共同使用联华摄影场。

《八千里路云和月》电影海报

年6月，陶伯逊与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孟君谋、郑君里等人，以战前“联华公司同人”的名义成立联华影艺社，陶伯逊任联华影艺社经理。章乃器、任宗德、夏云瑚共同投资十万美元。史东山编剧导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和蔡楚生编剧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先后开机拍摄。年2月《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映引起轰动。夏衍在致联华影艺社史东山等人的信中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是联华再创之夕的誓词，现在第一战的战果发表，你们是光辉地全胜了。”

任宗德说：“《八千里路云和月》电影海报上的制片人标明的是陶伯逊、周伯勋，是为了应付国民党审查机构，因为陶、周二位与国民党方面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实际上的制片人应该是章乃器、夏云瑚、陶伯逊和我四人。陶伯逊是老联华徐家汇摄影场的代表，周伯勋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演员。”任宗德这里混淆了出品人（出资人）和制片人（策划管理人）的概念。因为按照他自己所说，那时“章乃器和我对经营电影业都完全是外行。”陶伯逊绝不是仅仅因为“与国民党方面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而成为《八千里路云和月》制片人。而是确实承担了制片人的工作和责任。陶伯逊努力发挥电影制片人职责作用。蔡楚生的电影剧本，原名《三夫人》，陶伯逊修改为《一江春水向东流》。新的片名借助南唐李后主《虞美人》的意境，突出电影以男女情事写国家命运、人民苦难的主题。在发行宣传上的作用不言而喻。

陶伯逊为《八千里路云和月》在电影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功感到振奋。对制片过程中暴露的联华影艺社管理上的弊端也不无隐忧。《一江春水向东流》尚未拍摄完成，各种问题接踵而至。任宗德在《我与昆仑》中说：“联华影艺社的总召集人是章乃器先生。投资人是章乃器、任宗德和夏云瑚。管理制片业务的厂主任是孟君谋，管理财务会计的是王林谷。陶伯逊作为摄影场地的代理人也参加进来。联华影艺社当时并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领导机构和行政管理系统，凡有重大事务，由章乃器召集有关人员商议决定。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是阳翰笙、袁庶华和蔡叔厚。而在艺术创作方面，则由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徐韬、王为一等人负责。那时，章乃器和我对经营电影业都完全是外行，阳翰笙、孟君谋、夏云瑚等内行权威人物说怎么办我们就怎样办。”

联华影艺社的管理机构不健全。电影制作既不是“制片人中心制”，也不是“导演中心制”。而是多头管理，各行其是，遇到问题临时开会协调。由阳翰笙、史东山、陈白尘、蔡楚生等人组成的编委会，重政治、重艺术，但缺少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新组建的联华影艺社没有制定应有的严格财务制度，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已经出现用钱随意突破预算的情况。田汉说：“这戏据说以一万八千的预算而用到五万万，超过一般国产片的成本，曾使某些短视的投资者摇头却步，但这钱没有浪费，它十足替战后中国电影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蔡楚生拍《一江春水向东流》更不惜工本，一心追求艺术的完美。在拍摄过程中边拍边改，细节越拍越丰富，故片子越拍越长。《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到一半，十万美元资金用完了。控制各方面的预算是制片人的职责，但在联华影艺社当时的管理体制下，投资方